国际关系考研(国际关系考研科目)

国际关系考研，国际关系考研科目

核心、边缘与（新）帝国主义国际关系研究

作者：Arlene B. Tickner，安第斯大学政治科学部国际关系教授。

来源：Hele Arlene B. Tickner, “Core, periphery and (neo) imperial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 No.2, 2013, pp. 627–646.

导读

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曾言：“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美国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主阵地，即使出现了很多批评美国三大范式的理论，如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等，但它们并没有撼动三大范式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本文作者阿琳·蒂克纳（Arlene B. Tickner）指出，国际关系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核心”地区，美国和欧洲通过多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方式限制了“边缘”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为了使得自己的研究被认可，边缘地区的学者也积极融入这种等级式的学科体制，而这进一步加强了他们所在地区学术共同体的边缘性。作者指出，只有核心地区的学者主动削减自身的权力和特权，才有可能使得边缘地区的学术成果得到应有的重视。

引言

二十多年前开始的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促进了对学科动力的理解。学界认识到国际关系研究是有性别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并且不只是有关战争与和平，也关注由新帝国主义带来的挑战（如种族问题）。在所谓的“边缘”（periphery）和“非西方”的国际关系共同体中，理论建构是一项“可怕的”事情，这背后的原因还没有被充分分析。

本文试图通过两种方式填补在大部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这一空白：（1）确定哪些自反性（reflexivity，意味着一个理论的假定应用于该理论自身）帮助我们了解核心——边缘关系；（2）以及提出帮助填补这一空白的建议。

现代科学及其（新）帝国主义冲动

后库恩主义（post-Kuhnians）、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是科学研究中的异质性理论，它们认为所谓客观性、科学方法以及自然/文化二分法是对知识的肤浅理解，在近几十年来一直批判“科学”的概念。无论是女性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的科学研究，都揭示了现代科学是如何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共谋的，因为它具有天然的帝国主义倾向以及殖民主义态度和实践。

唐娜·哈韦（Donna Haraway）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作者挑战了现代科学赖以建立的传统界限——现代/前现代、人类/非人类、事实/价值、自然/文化——认为这种区分是扭曲的，它们遮蔽了科学知识赖以建立的社会过程。尽管现代、西方科学和其他科学同样具有地方性、历史和社会特殊性，但使它们与众不同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前者能够调动资源、对象和人员，使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拉图尔的分析表明远距离的社会控制是科学发展的关键之一，而在不同地区和行为体之间建立明确分工的全球知识网络是这一过程的根本。

科学发展是由重复的“积累的循环”（cycles of accumulation）组成的，其中真理从分布在全球的无数地点收集，不可移动的知识被构建和重新部署，人类和他们研究的对象之间的联系或网络被创造出来。尽管对于拉图尔来说，知识来自于发生在这些网络中独特且分散的活动，但这个过程是被“计算中心”（centers of calculation）所控制的，这个中心既可以产生理论又可以吸引大量资金、荣誉和人口，这使得不同地区产生了等级制关系。

看待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是通过知识分工（Intellectual division of labor），它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诞生于现代并在战后时期与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社会建构相关联而发展起来的第一世界/北方国家被视为“成品”或科学理论的主要生产者，而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的当地经验构成了“数据”的来源。

在科学研究中，核心之外的科学发展问题最早由乔治·巴萨拉（George Bsalla）考察，他提出了一个模型用于分析起源于欧洲的知识如何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根据现代化理论的累积性和进化论假设，巴萨拉认为科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非科学社会作为数据来源的初步阶段，被称为帝国科学；（2）殖民地依赖，其特点是西方在边缘地区帮助志同道合的科学机构；（3）国家科学挣脱依附关系，创造自主的、民族的科学传统（尽管以西方的标准为基础）。更重要的是，作者关于科学进步的想法假定不同的地区将通过效仿西方科学并将它们的命运与全球网络捆绑在一起，而在全球网络中，游戏规则已经被核心地区预先确定，国家科学永远无法追求真正的自主地位。

知识鸿沟

从拉图尔的论述来看，核心——边缘似乎是一个理解全球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启发性工具。然而，社会科学一直缺乏对其构成结构和动力的有效度量，尤其是国际关系。维布克·凯姆（Wiebke Keim）试图通过诸如物质基础设施、内部组织等要素填补这一空白，他提议从发达/不发达、自主/依赖和中心/边缘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对核心——边缘关系进行实证评估。

1.全世界的社会科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0年发布的《世界社会科学报告》（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指出在很多领域中，不同国家、地区，规模、物质和人力资源以及制度性条件和研究体系的质量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这些都延伸到了国际关系领域。

凯姆的研究指出，被社会科学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收录的全部文献中，58%的作者或合作作者来自美国，25%来自西欧，1%来自拉丁美洲，整个非洲大陆只占了不到1%。同时，在南方国家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和机构在国际社会科学出版物中有存在感。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为例，南非和尼日利亚在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期刊中占据了这个地区社会科学生产的60%。

2.国际关系：不对称知识的极端案例？

国际关系显示出类似于社会科学中观察到的特征。然而，由于其发源于单一国家——美国，以及美国对学术生产和政治实践的霸权和支配，其不对称性更加明显。在斯坦利·霍夫曼将国际关系学描绘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1977）的三十五年后，学科的一些基本轮廓发生的变化惊人地微小。

乔纳斯·阿格曼（Jonas Hagmann）和托马斯·比尔斯特克（Thomas J. Biersteker）对23所美国和欧洲大学的研究生核心国际关系理论课程必读书目的分析指出，“理性主义”思维模式（定量、形式理论、应用理性选择）具有普遍支配性，“激进”方法（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几乎没有，并且完全不承认非西方或边缘地区的作者。

大多数国际关系的理论化也在美国继续发生。在英语世界的五个顶尖期刊中——《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美国学者在前三个（美国）期刊中占主导地位，占1970年至2005年期间任何一年发表的文章的80 %至100 %。即使在后两个（非美国）期刊中，美国作家署名仍然占所有文章的33 %，仅次于英国学者。

边缘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国际关系中的批判性自我反思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发展的研究出现了平行但独立的轨道。前者主要关注于挖掘学科的内部动力和揭示其中蕴含的权力关系，而后者则更感兴趣于探索国际关系在理解边缘地区关注的关键全球问题方面的不足，以及学科在不同非核心地区中的展开方式。

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术活动的演变和进行的系统研究，暴露了国际关系学缺乏多元性的问题，并揭示了其知识、社会和核心——边缘结构，以及为什么后者仍然相对没有受到挑战。地方或国家的不同研究相对于全球国际关系研究来讲，类似于区域研究对传统学科关系。有学者认为，区域研究与传统学科不同，其方法强化了学科的劣势：它们涉及的是经验描述而不是理论构建，它们回答的是“地方性”问题而不是“普遍性”问题。事实上，除了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家外，在国际关系的非核心地区研究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理论的缺乏。

边缘地区的“理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被核心地区察觉的，因为它往往与核心地区的理论看起来很不一样。例如，在拉丁美洲，“理论”基本上是由从现有理论借用的概念和定义组成的，用来描述具体问题，而不是作为理论知识标准的数据检验、经验观察和对假设的辩护。

边缘地区的安置（placing）

边缘科学共同体以多种方式将自身置于核心——边缘结构中。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三种策略比较普遍：①“适应”（fitting in），也被描述为“自我东方主义”（self-orientalism）；②“邀请统治”（domination by invitation）；③“脱钩”（delinking）。

“适应”也许是边缘国际关系研究回应（新）帝国动态和美国支配的最普遍的方式，它以承认核心的存在和中心性为前提，因而也是全球南方试图在核心——边缘二分法中对自身进行有利定位的学术举措。追求与核心地区的相似是一种提升自我权力的策略，但在不对称互动中追求相似性总是使它们被认为是“二等公民”（second class citizenship）。

另一方面，“邀请统治”是由地方国家、学术或私营部门精英驱动的，他们开展活动旨在加强美国知识持有者的统治以促进知识发展。依附理论为这一现象如何发生以及为什么发生提供了简单的解释，依附理论的文献试图涉及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地方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与全球体系之间的互动，以及地方精英和国家如何在促进外国统治的资本主义逻辑的内部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地方精英和国家机构希望与核心国家进行互动以获取利益，但这个过程又使得他们难以追求独立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工程。这种边缘和核心之间的互动强调了边缘地区的精英阻碍当地知识生产和以美国和西方的知识为榜样的倾向。

“脱钩”主要被泛阿拉伯机构和网络以及伊斯兰机构和网络采用，在世界政治和安全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中都有实践。与西方“激进理论”或“持不同意见者”不同（它们被主流学界接受为思考世界政治的不可理解但可容忍的替代选择），既有的经验表明，试图走这条路线的边缘思维不仅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而且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和“危险的”。

结论

即使人们接受了“科学”的多元主义的、后基础（post-foundational）的定义，但在全球国际关系研究中根深蒂固的核心——边缘结构将基本保持不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承认多样性是不够的，这主要是因为核心地区不可能单单承认南方的贡献而不削减他们自己的权力、特权和在全球知识链中的地位。使国际关系研究去殖民化还需要科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知识，以及对知识生产、流通、认证和挪用之间联系的历史研究。

词汇积累

异质性的

Heterogeneous

知识分工

Intellectual division of labor

不对称性

Asymmetry

元理论的

Meta-theoretical

译者：陈暄杰，国政学人编译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兴趣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气候安全。

校对 | 周震 尤力 孟晓宇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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