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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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东北等低生育水平地区开展政策试点。”人口学专家宋丽敏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提出，“三孩政策”信号此时释放，在意料之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不久前公布，从数据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生育政策进一步优化势在必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会议指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消息一出引起热议，这一人口政策如何落地实施？如何发挥作用？怎么能让想要“三孩”的家庭真正敢要？新京报记者专访了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宋丽敏。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宋丽敏。受访者供图

老龄化加剧 调整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新京报：5年前我国实施了“二孩”政策，为什么要在现在提出“三孩”政策？

宋丽敏：这项政策在意料之中。首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加速了人口政策的推行。从现实的人口数据来看，这项生育政策是势在必行的，中央出台的“三孩”政策符合人口发展规律，也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这个政策是必要的。

新京报：我国刚开始实施严格的人口政策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到2016年放宽二孩政策，中间间隔30多年，从2016年到今年的三孩政策又隔了5年，政策调整为什么加快了？

宋丽敏：政策调整是与我国人口发展态势相适应的。近些年国家之所以频繁调整生育政策，是对现有的人口发展态势进行了充分的预估，每年都会对未来的人口发展做一个预判。实际上，近阶段快速的调整，是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国家层面一定是经过充分论证、思考之后做的决定，快速推行生育政策是很必要的。

新京报：“七人普”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少儿人口增长率不高、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人口老龄化加重，对社会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宋丽敏：首先，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是中国独有的，整个世界都有这样的趋势，只不过我国目前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了。在未来，这种趋势会进一步加剧。比如，辽宁人口老龄化水平是全国最严重的，这是因为前期辽宁的独生子女政策落实情况较好，孩子生得少，所以现在人口周期效应明显。

老龄化社会未来要面临的可能是两头的问题，一个是孩子的问题、一个是养老的问题。未来新生儿数量增长的空间会很小，而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家庭的养老压力会越来越大、社会的养老支出会越来越多。所以需要及时调整政策，来应对人口的变化。

新京报：也就是说，数据显示的情况不乐观，一方面是老龄化加剧，一方面是生育率低。

宋丽敏：从我了解的调研数据来看，我国的人口生育意愿是很低的。拿辽宁来说，从2010年到现在，我们的总和生育率估算在1.2以下，现实的生育水平很低，辽宁人口的生育意愿在全国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全国同样有这样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是需要调整的，在这个时机下，这项政策还是很好的。

新京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到了什么程度？

宋丽敏：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刚开始出现，没有日本、韩国那么严重，他们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低于我国。现在我国处于政策调整的机会期、窗口期，及时出台“三孩”政策，对生育水平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促进的程度有多大，还是取决于社会鼓励性的配套政策、民众对政策的反应。我们还是要很乐观地面对这个问题，不用像日韩两国那么悲观。

“三孩”政策显效预计需要5年左右时间

新京报：“三孩”政策从发布到落地，你预期多长时间能够改善人口结构？

宋丽敏：“三孩”政策影响的是已经生育了二孩的人，但其实二孩政策实行也没有几年，可能三孩政策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才会看到明显的变化。

之前生育二孩的人，可能年龄已经偏大了，针对年轻人，这种效果可能更明显，“三孩政策”可能会使他们在未来生育选择上有一些转变。这是我初步的估计，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

新京报：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人口流失严重，人口数已经跌破一亿。这些年人们对东北的低生育率也时有议论，“留不住人，也不愿意生育”是东北的人口结构现状，对此你怎么看？

宋丽敏：东北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积极响应独生子女政策。后来，实施“二孩”政策后，辽宁也和其他省份一样，二孩数量提升，人口出生率有短期回升，这说明政策是有效果的。但是辽宁整体的生育率还是偏低的。

效果的显著性还是依赖于鼓励政策执行的力度以及大家对政策的反应。所以我希望有鼓励性的生育政策可以在东北三省试点。政策执行得好，我相信可以改善辽宁的人口情况，也可以给全国提供试点经验。

新京报：政策提到，要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未来我们应该如何保持这个劳动力优势？

宋丽敏：我们现在劳动力人口的比重、数量出现下降趋势，但是劳动力人口比重依然很高，在劳动力数量上依然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在不断弱化。这方面我们可以用质量红利去弥补。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形势非常好，人口受教育水平在不断提升，人口素质可以弥补数量下降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之前做研究的时候我也在思考，比如要想保证7%、5%的经济增长率，在劳动力数量下降的情况下，在质量上提升多少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率不变？

虽然我国的老年人数量在进一步上升，但是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是有一定优势的，这个优势还可以保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总之，我对这次政策的推行以及周边政策的落实是充满期待的。

“三孩”政策不会改变主流家庭结构

新京报：我们社会现在主流的家庭结构是421，在推行三孩政策之后，会形成什么样的家庭主流结构？会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宋丽敏：其实未来“三孩”政策实施之后，生育水平能达到1.5就不错了，422、423不会成为主流家庭结构。

我在研究时发现，年轻人结婚、生育的愿望是在不断弱化的，这个现象是时代发展的特征，不仅是我们国家，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东亚地区可能更严重。

“三孩”政策之后，家庭结构会有变化，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可以发现，平均家庭规模是不断缩小的，现在是二点多，原先“六人普”的时候是三点多，这是人口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推行“三孩”政策，新生儿会稍微增加，但是不会有太大变化。

新京报：也有网友认为，“三孩”政策提出后，有钱的人会毫无压力地多生，而没钱的人选择不生育的更多了，你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宋丽敏：“二孩”政策之后，生育二孩的数量也没有预想的那么多。这个“三孩”政策就是说，给民众更充分的自主权，决定是否生育。实际上三孩已经到了很高的胎次了。我提出一个观点，叫生育意愿刚性，人的生育意愿降下来之后，会有一种刚性，他会发现少生孩子会有很多好处，比如休闲娱乐的时间多了、钱可以自己支配，人一旦发现这个好处之后就不愿意多生了，所以“三孩”政策会促进有生育意愿的人去多生，大部分人还会选择生育两孩、一孩。无论是二孩还是三孩政策，都是一种鼓励，最终的决策权会在自己手里。

以部分国家的经验来看

产假之外还建议增加亲子假

新京报：你前面提到生育意愿很低，那么主要是什么因素会影响生育意愿？

宋丽敏：人在生育前，是要考虑成本和收益的。养育两个以上的孩子，可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负担责任，但实际上是女性在家承担生育、养育的责任，这就是矛盾的。女性为生育付出的代价非常大，所以生育的动力不强。

在生育过程中，女性面临着职业中断的情况。在接受了高等教育、积累了人力资本后，由于生育造成之后职业接续困难，这就是生育前要考虑的成本和收益最主要的问题。

再者，现在年轻人生存压力本身很大。职业要求高、社会在进步、国家在发展，年轻人是社会的主力，但他们的精力有限，在生育、养育上负担很大的话，年轻人会感觉很吃力，从而降低生育意愿。

新京报：这次会议也提出，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这是不是能够让想生育的家庭敢生了？

宋丽敏：国家提出的这几个核心词很好，是学者一直呼吁的问题。比如假期问题，我之前做研究发现，在像挪威这样的很多欧洲国家都推行育儿假，其实这个假期应该扩展它的内涵，不仅是产假，还要包括亲子假。比方说，如果推行二孩、三孩的话，仅仅一个产假是不够的，因为已经生过的孩子也需要照顾，这就需要亲子假。

此外，税收方面，德、法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中，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孩子是计入纳税基数的，生养的孩子越多，就可以进入更低的纳税档次，会减轻家庭的税收负担。

有些欧洲国家中的生育津贴是按照孩子数量递增的，而且针对孩子的年龄段，给的钱数也会不同。这都是很人性化的生育政策。

新京报：我们国家在育儿方面有何帮扶措施？

宋丽敏：这才刚刚释放出“三孩”生育政策的信号，所以配套政策出台还需要论证。需要根据国情考虑，比方说用于帮扶育儿的财政部分从哪出、出多少，需要做调研、测算，才能制定出来。

新京报：会议提出，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年轻人的婚育观现状如何？

宋丽敏：现在每个家庭的生育年龄和婚姻年龄是向后推迟的。有专家建议结婚法定年龄应该提前，应该早点结婚、生孩子，但是我觉得操作空间相对不大。人的婚育模式转变体现了社会的变化、发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婚姻、生育年龄推迟是一种趋势，缩短间隔、给他们鼓励性的政策，提高生育的质量，这方面操作的空间更大一些。

缓解生育焦虑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和解决

新京报：巨大的教育成本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决定不再生孩子的关键原因。“三孩”政策提出后，大家在朋友圈说首先要考虑教育成本，你同意吗？

宋丽敏：东北地区的家庭也很重视教育，在降低教育成本方面做一些努力，会缓解家庭在养育子女方面的压力。

辽宁近几年在这方面也一直在做努力，比如这两年一直在推行的课后托管服务。由于子女放学时间和父母上下班时间错开，基本上所有小学、初中都推迟了放学时间。再一个就是教育公平问题，辽宁实行了史上最严的择校政策。在教育均等化方面，辽宁优质学校的分校增多了，好的教育资源增多了，大家不用去争好学校的名额了，从而减少了家庭成本支出。

所以，辽宁这两年在生育友好政策上还是有一些基础的，一直在努力减轻家庭教育的负担。

新京报：很多人都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大，你觉得配套措施真的可以缓解压力吗？什么样的配套措施是有效的？

宋丽敏：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照料婴幼儿的时间问题，所以说，婴幼儿照护体系的发展是必须考虑的。如果要做政策试点，需要在婴幼儿照护体系这方面有全盘规划。

我国目前公立幼儿园名额很少，请不正规的保姆在家照看孩子则风险很大。根据我之前的调查研究，法国的婴儿照护体系是多样化的，不但有集体、机构、私人办的幼儿园，还有“母亲助手”。“母亲助手”要经过考试，并且由国家卫生健康局监管，每个家庭都可以在网上查到“母亲助手”的资质。

法国针对学龄儿童上学前、放学后这段时间，在家庭就近的区域还设有娱乐中心，负责孩子的课后作业、娱乐玩耍。

所以我觉得，婴幼儿照护体系的发展，是未来社会服务体系发展的方向。如果在这方面做得好，就解决好了父母在育儿与职业发展方面的冲突。

新京报：除了健全婴幼儿照护体系外，在女性生育后的权益保障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宋丽敏：说到生育后女性权益的保障，女性所在的行业、单位，包括整个社会，要给女性充分的职业关注。首先要给女性重返岗位提供就业机会、就业指导，生育之后、回到岗位之前，女性与社会是脱轨的，需要政府、社会给女性提供一些职业培训。例如，日本给生育后的女性6次免费的就业指导，还设有女性就业促进中心，这对女性就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撰文 郭薇 杨东昊 沙雪良 实习生 王景曦

编辑 刘梦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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