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考研(人类学考研院校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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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考研，人类学考研院校排名

日语的起源及其在世界语言谱系中的分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伴随着分子人类学的发展,语言和基因的相关性研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距今2～3万年前早期人群迁徙到日本,留下了东亚古老的遗传谱系,逐渐演化成为绳文人,现今的阿伊努人还带有大量的绳文人遗传成分,但不清楚这些旧石器时代古老人群和现代日本众语言之间的关系。现代日语的形成应该主要是靠掌握了农业的移民人群的传播,比如弥生时代经过朝鲜半岛以及经海路抵达日本的大陆移民。东北亚地区与现今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有关的人群既为现代日本人贡献了遗传基因,也大大促进了日语的形成。因此,日语和东北亚语言的亲属关系大于东南亚,并且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语言也逐渐固定化,古坟时期开始的中国大陆和日本的广泛接触带去了大量汉语词汇的混合,但基本上没有改变日语原貌。由此可见,日语语言的变化与流向日本群岛的基因流是紧密相关的,语言学和分子人类学的交叉研究可为日语的源流演变提供新的思路。

日本列岛位处亚洲大陆东部,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7200多个小岛构成。最北端是北海道,北海道两侧是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最南端是琉球群岛,这些岛屿一直延伸到台湾。北海道和琉球群岛上的土著居民被称为阿伊努人和琉球人,其他被称为本土日本人。 1日语即居住在日本列岛上的日本人所说的语言,一般认为包括本土诸方言和琉球诸方言,细致划分则有北海道方言、关东方言、近畿方言、四国方言、肥筑方言、奄美方言等数十种。 2(见图1)

近年来,伴随着演化语言学的发展,语言演化网的生成已经成为解释语言之间和语言内部关系的重要方式。Saitou N.et al(2017)使用语言演化网清晰地展现出日语的内部语言关系。虽然琉球诸方言与日本其他方言在演化网上有相对距离,并且分化方式也不大相同,但琉球语和日语已经凭借规则的音声对应,以及句法和词汇等证据,被认为是日语方言的一种,只不过分化年代较为久远。目前,日语拥有一亿以上的使用者。无论从使用者的人数来看,还是从语言的综合影响力来看,日语都能在世界语言排名中占据前列。由于日本列岛地处欧亚大陆的边缘,长期地理环境的隔离使日语的形成和演化呈现出不同于一般语言的复杂性和典型性,日语的起源及系统论即谱系划分一直是语言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同时,日本人群的起源和混合历史也是极具争议性的热点话题之一。随着高通量基因芯片分型和测序技术的发展,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计划(HapMap)、“太平洋地区人类基因组织泛亚洲单核酸多态性计划”(HUGO Pacific Pan-Asian SNP Initiative)、千人基因组计划(1000 Genomes Project)等项目发布了大量日本人的遗传数据,再加上从古人遗骸中提取的古DNA数据等的分析,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日本各族群的起源与混合历史。本文拟采用语言学和分子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更科学、更客观地展示日语语言多样性与日本人群迁徙和混合的相关性,从而为日语的起源及系统论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模式。

图1 日本列岛主要岛屿及语言

二、 日语的源流和接触混合

长期以来,日语的源流问题受到了日本国语学家和世界语言学家的关注。学者们从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对日语和其他疑似亲属语言做了深度解说,对日语源流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根据小泉保(2013)对日语起源的最新论说,参考龟井孝(1973)、村山七郎(1973)、安本美典(1978)、大野晋(1994)等对日语与疑似亲属语言的系统比较研究,把日语起源分为同源论、重层论及岛内生成论。

(一) 同源论

同源论即认为日语与其他语言的同一起源论,也就是承认二者在同一谱系下的亲属关系。日语的同源假说大体可以分为北方说和南方说两类。北方说包括朝鲜语、蒙古语、满语、土耳其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南方说包括南岛语、泰米尔语、高棉语、藏缅语。

日语与朝鲜语(韩语)的同源说自日本明治时代以来就广为传播,这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有一定的关系。不过二者确实有一致的语法规则、有近似词汇、历史上也都有过元音和谐现象,但在现代语音上呈现出“复合对应”的模式,如日语的“-ti”对应朝鲜语的“-t、-l”,朝鲜语的“-t”对应日语的“-ti、-du”等。 另外,有学者构拟过日语与蒙古语、通古斯语族中的满语之间的亲缘关系,它们也存在复合对应或者偶然对应的语音形式。日语和土耳其语、日语和芬兰语、日语和匈牙利语的比较研究主要依据是元音和谐现象。据此Robbeets M.(2018)甚至提出了包括日语、朝鲜语、阿尔泰诸语言在内的泛欧亚语言说。

在日语的同源假说南方说中,主要有南岛语、泰米尔语、藏缅语和高棉语。有学者认为这些南岛语是日语成立的基础,如日语的开音节结构起源于波利尼西亚,身体相关词汇和印度尼西亚语类似,并且都是高低型音调,从而认为日语与其具有同源性。Labberton D.V.H.举例分析了日语的“ki(木)”对应马来语的“kaju”、日语的“uwo(魚)”对应爪哇语的“iwak”等;藤原明对比了日语和南印度以及斯里兰卡东北部使用的达罗毗荼语系泰米尔语,如日语的“atsi(足)、kötsi(腰)、tsika(鹿)”分别对应泰米尔语的“ati、*kutil、*cinkay”; Parker C. K.认为日语与藏缅语的多数语言同为SOV语序,并有音声对应关系,如日语的“asa(朝)”对应纳加语的“asang”;日语的“tuma(妻)”对应西藏语的“a-dun-ma”等。

另外,日语也有南亚语起源说,安本美典(1978)就认为高棉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在六七千年以前伴随杂谷培植技术传入日本。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kume(久米族)”指的就是“khmer(高棉族)”,日语的“kome(米)”也来源于该词。在语言同源关系的判定中,音声对应起着重要作用。但上述学者们的证据都是个别语音、词汇的对应,没办法系统地进行整体对应模式研究。如日语跟朝鲜语、蒙古语、通古斯语以及泰米尔语的音声比较中都出现了无法解释语音演变过程的复合对应形式,日本的朝鲜语学者河野六郎认为,不应该为了证实日语和朝鲜语的亲属关系而勉强进行音声对应的努力; 南岛语接头词很多,而日语正相反,接尾词远远多于接头词;泰米尔语的名词有男性、女性、中性的区分,并且有单复数区分以及格变化,这些又与日语有根本不同。因此,日语和这些语言有相似的成分,也许来自于同一始祖语言、也许来自于接触混合,但是说同源就未免太绝对了。

(二) 重层论

重层论即认为日语可以用层次分析法分解出不同的来源层次,具体有二层说和多层说两种。二层说认为日语有南方、北方两种语言来源。一类是以村山七郎为代表,认为在绳文时期从琉球群岛扩散至九州和日本西南的南岛语言为底层,在绳文晚期、弥生初期经由朝鲜半岛到九州而后扩散的阿尔泰语、通古斯语是上层。上层语言在日本列岛扩散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底层南岛语要素,其中以混合词汇为主,语法仍维持北方阿尔泰语法。另一类是以川本崇雄为代表,认为来自北方的阿尔泰语言为日本土著语言即现代日语的底层,弥生时代伴随着稻作文化传入的南岛语是上层,并置换了原始北方语言,认为现代日语的主体是南方系。

日语起源重层论中的多层说是以安本美典为代表。通过计量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他设想了一个包含日语、朝鲜语、阿伊努语的原始语言,称为“古极东亚语”,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印度尼西亚系语言、高棉系语言、藏缅系长江以南的语言以及汉语、台湾语等,成为现代日语的模样。 大致层次关系见图2。

图2 日语的多重混合层次关系网

日语之所以复杂多变,主要原因就是混合了多种语言的语法特征,而且很可能不是一次混合而成的。相比二层说,多层混合更有说服力。在多层次的混合先后上,如日语与早期的阿尔泰诸语言可能分化于同一始祖语言,但在后期是否吸收了更多的北方阿尔泰诸语言成分等,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三) 岛内生成论

岛内生成论即认为日语是日本列岛上形成的有连续性的语言。该论说主要来自于服部四郎,他认为日语的祖语就是日本弥生时期的语言,日本历史上的邪马台国就在北九州地带,该地区的语言伴随着该部落势力逐渐向日本近畿地区扩散,并同化了当地方言,成为日语的祖语,带来了发达的古坟文化。这种内部混合说不再讨论绳文时期的人群和语言来源,无疑九州地区和近畿地区都是日本人的语言,成就了岛内生成论。不仅如此,服部还使用年代语言学方法,测算出琉球语在大约一千五百年前从原始日语中分离出去。按照这种推论,日语就和巴斯克语(Euskera)、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安达曼语(Andamanese)一样是没有亲缘关系的孤立语言了。

(四) 日语依旧难以进行谱系划分的现状及其原因

根据上述日语与疑似亲属语言的对比研究,发现除了琉球语被确认与日语有同源关系以外,日语与分属不同语系的多种语言都有疑似同源关系。(见图3)

图3 关于日语起源的假说

根据日语与多种语言的疑似同源关系,甚至能够把日语划入多个语系框架之下,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鉴于这种南北均有相似性的假说,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混合语言说。同时,日语的岛内生成论即认为日语是孤立语言的假说也有不少支持者。大野晋在提出日语的达罗毗荼语系泰米尔语起源说之后,受到各方批判,最终放弃了日语的系统论,认为日语是克里奥尔泰米尔语。此后,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追随,认为日语是克里奥尔语。

在国际语言学界,日语的源流演变问题之所以极具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日语本身具有复杂性。琉球语(现在被称为琉球诸方言)是唯一被认为与日语有同源关系的语言,而日语和北海道原住民的阿伊努语是否有相关性还没有定论。日语在绳文时代万余年的孤立发展下,已经形成了独有的个性。在弥生时代、古坟时代,又不断吸收外来语言要素,让日语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古日语和现代日语在音韵和词汇上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古日语的元音和谐在现代日语中已经不存在了,古日语词头非流音的规则也伴随着汉字词的借用被打破了。这就导致了语言比较研究中容易产生年代差的问题。

第二,上个世纪个别语言学者受到了日本对大陆乃至东亚的语言政策的影响,导致在日语研究方面有追求“超级日本语系”的倾向。上田万年是日本明治后期至昭和时期对日本的国语教育和殖民地日语教育有重要影响的日本国语学家,也被称为“学者型的政治家”。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他的“东亚共同语”构想与日语对大陆政策是相互呼应的。 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上田万年的国语扩张理论进一步扩大,不只以亚洲为目标,还要把日语上升到国际语的层次。这样一种语言扩张理论对上田万年的学生新村初、桥本进吉、金田一京助等一批重要语言学家以及其他日语研究者难免会产生影响。因此,日语在国际语言中的亲属关系的研究也难免出现牵强附会的局面,出现了日语与东亚、印度,甚至欧洲地区多种语言之间同源关系研究的盛行。

第三,以往的研究多数还是仅依靠语言学的材料。语言谱系的划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伴随着对各种语言的深入了解,语言间的系属关系需要不断完善。如果仅仅依靠两种语言的对比,或者依靠个别语音的相似、个别疑似同源关系词的存在就草率判断二者的亲属关系,是不科学的。比如元音和谐不仅是阿尔泰语系的特征,印度尼西亚语也有元音和谐现象,这样就不能把元音和谐作为判定日语归属阿尔泰语系的证据了。同时,伴随着对世界语言的深入研究,语言谱系的划分也开始受到质疑。以阿尔泰语系为例,一般认为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但韦兰海用分子人类学的数据证明,阿尔泰语人群的主要父系类型: C3-M217、 N-M213、 R1a1a-M17以及Q-M242都有完全不同的独立起源。母系方面的数据也表明阿尔泰语三个语族的人群有较大的差异。因此,遗传学证据不支持阿尔泰语人群的共同起源。 19也就是说,阿尔泰语相似性都是由接触和借贷关系导致的,而不是同源关系的表现。

在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如果离开了人,语言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在探讨语言属性的时候,有必要参考人群的迁徙路线,扩大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从更宽广的视野来探讨语言问题。在人类迁徙的历史上,日本地处欧亚大陆最东端的边缘地带,是人群迁徙的终点站。要想彻底了解日语的起源和发展,就要参考日本人群迁徙混合的历史。其实达尔文早就说过语言的谱系等同于人群的谱系,意大利遗传学家Cavalli-Sforza L.L.也建议把基因、考古及语言的数据结合起来探究人类的演化史。2009年,HUGO Pan-Asian项目用全基因组水平的 5 万多个常染色SNP位点对70多个东亚和东南亚人群进行精细研究,发现东亚和东南亚人群的遗传结构与人群的语言分类有很好的对应关系,甚至强于与地理分布的关系,因而语言在亚洲人群格局形成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日语谱系问题的探究不只需要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及语言类型学等证据,还需要考古学、民族学和遗传学的证据。

三、 日本人群混合历史的分子人类学分析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遗传物质,包括细胞核内的染色体及细胞核外的线粒体DNA(mtDNA)两类,最常用的研究工具就是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其中线粒体拥有独立于细胞核基因组的遗传物质和遗传体系,线粒体严格遵守母系遗传规律,只有女性才能把自己的线粒体DNA传给自己的子代;Y染色体仅有男性携带,由于较易受遗传漂变影响,从而形成群体特异的遗传标记,且严格遵守父系遗传规律。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在代际传递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发生遗传重组,由此可分别追溯母系和父系的远古历史。细胞核内的常染色体在传代过程中会发生遗传重组,子代携带父母双方的遗传信息,可用于高精度地辨析人群的混合历史。

(一) Y染色体与“东亚视域下的日本人群”

由于Y染色体严格遵守父系遗传的规律,如果一个男性的Y染色体发生稳定突变,一定会被他的直系男性后代所继承。同理,如果测试到一大群现代男性都带有一个相同的突变,那么可以肯定他们应该是同一个男性的后代。研究者就用这个突变来命名持有该突变的这群男性。由于Y染色体是单倍体,因此,以单倍体Y染色体上的突变命名的一类群体,就称之为单倍群,并用不同的字母来表示不同的单倍群突变。Y 染色体可以分为20 种主干单倍群,编号从A到T,其中O、C、D和N是东亚四个主要单倍群,约占到东亚全部男性的 93%。

Hammer et al(2006)研究了日本列岛、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及大洋洲群体Y染色体单倍群类型及分布,日本列岛人群的主要Y染色体单倍群是C、D、N、O,占到了日本人的98.9%。日本人群中的单倍群D主要属于D2分支,约占35%;而单倍群O主要分为O2b1和O3两支,能分别占到30%和20%;单倍群C和N是在日本人群中频率分布第三、第四的单倍群,其频率分别为 8.5%和1.5%。Hammer et al还根据Y染色体单倍群分布频率与距九州的距离绘出了 U形及倒U形的趋势图。即本土日本人群中单倍群O的频率远高于冲绳人, 而北海道北部的阿伊努人甚至未发现单倍群O;单倍群D尤其是D2的高频分布仅限于日本人,并且与单倍群O分布趋势相反,在冲绳人和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中的频率高于本土日本人群。单倍群 D2 出现于距今约1万到3万年前,比单倍群 O2b的年代要早许多。这一较早的年代与距今约1万至5万年前的人类向日本列岛迁徙的时间相吻合。因此,单倍群 D2 与单倍群 O2b可能分别代表绳文、弥生这两个不同时期向日本列岛迁徙的人群。Ding Q.L. et al 绘制了Y染色体D、O及其他单倍群在不同日本人群中的分布图,并用箭头画出了可能的迁徙路线(见图4)。

图4 Y染色体单倍群在日本人群中的分布及可能的迁徙路线(4)

单倍群D的高频分布仅限于亚洲,在日本人和中国康藏人群中频率较高,这一古老血统的存活很可能反映了这两个族群长期的孤立状态。Hong Shi et al的研究表明,单倍群D-M174仅在东亚的西藏(41.3%)、日本(35.08%)和安达曼群岛(56.25%)高频分布,代表着东亚人群一个极其古老的世系。并认为D-M174起源于南方,向北扩张发生在6万年前,远早于单倍群O的扩散时间。也就是说旧石器时代,东亚南部的现代人开始了第一次向北迁徙,并在大约3万到4万年前就探索了青藏高原。冰川后的海平面上升,导致了日本和大陆的分离,这也解释了D-M174在日本人群中的高频分布状态。

遗传结构与地理分布关系密切。中国大陆汉族人和日本人以及韩国人的外貌相似,但基因组成有差别,地理隔绝在东亚人群分化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把考察范围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来看,4个Y染色体单倍群C、D、O、N占了东亚人群Y染色体的90%以上,并且这些单倍群被认为有东南亚起源,非常可能分为不同批次进入东亚(见图5),从图中可以看出日本人群迁徙的大致路径和大致年代。

图5 日本人群迁徙的大致路径和年代(改自Wang et al 2013)

首先,如图5Ⓐ,携带Y染色体单倍群C的早期人群在大约6万年前开始沿着南线经印度、安达曼岛到达印度尼西亚后,一些人沿着菲律宾、台湾继续北上,另一些人南下至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北上的人群在大约3万年前迁徙至日本的琉球群岛再由南向北扩散至日本全岛。目前单倍群C的下游分支中分布最广的是蒙古和西伯利亚人群的C3-M217,而C1-M8仅限于日本本土和琉球人群,且低于5%。其他下游支系在波利尼西亚、澳大利亚土著人群中也有出现。如图5Ⓑ,携带Y染色体单倍群D的人群可能通过北线经朝鲜,或通过南线经台湾和琉球群岛大陆桥,大约在2万～1万年前迁至日本并扩散。这批人群成为日本的绳文人主体。早在1991年,Hanihara K. 根据头骨和牙齿的形态学特征提出了日本人群双重起源模式,并且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绳文人来自于东南亚,阿伊努人和琉球人是绳文人的直系后代,本土日本人群主要来自于弥生时代的东北亚。 Omoto K.(1997)利用血型、红细胞酶和血清蛋白系统等传统遗传标记的基因频率得到遗传距离分析结果,支持日本的双重起源模式,但是认为阿伊努人和琉球人为代表的绳文人起源于东北亚地区,后来的弥生时代、古坟时代的人群同样来源于东北地区,只是两组人群的遗传背景不同,两者存在混合并且也认同第二组人群的遗传基因在现代日本人中占主导地位。 后来,Hammer(2006)通过Y染色体的追踪分析,认为日本人群是由来自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人群和来自于弥生时期的移居农民的混合,并且这两个人群的遗传贡献不同,从而确认了日本人的双重起源说。同时,Hammer支持绳文祖先的中亚起源和弥生祖先的东南亚起源假说。目前D-M174在安达曼人、北部藏缅人群和日本阿伊努人群中高频分布,特别是其下游支系的D2-M55仅存在于日本群岛的不同人群。研究证明,这些携带单倍群D的人群由共同祖先分化而来,安达曼人和日本人携带的单倍群D在大约5万3千年前就分离了,是主要单倍群在扩张过程中持续变异的一部分。后来除了安达曼以及部分西藏和日本人群外,其他人群的D因为自然选择、瓶颈效应或遗传漂变而丢失了。 另一方面,藤森荣一在碳化粟粒的基础上,提出绳文中期的大集落遗址出土的石锹、石锄等打制石器数量明显增加。从这些石器的用途来看,早期农耕已经开始了,并且遗址的分布从有利于狩猎的孤丘、山头转移到稍平缓的坡地和台地,明显是为了便于种植旱地作物。 因此,猜测这种早期的农耕来自于中国黄河流域,很可能是沿着北线与藏缅地区分化后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朝鲜半岛的单倍群D和大陆的单倍群D一样由于遗传漂变而消失。总之,旧石器时代人群迁徙的路线难以确定,但Y染色体单倍群D已经足以证明绳文时期的日本人群和藏缅语人群及安达曼语人群的古老亲缘关系。

晚期批次如图5Ⓒ即携带Y染色体单倍群O的人群在大约3万年前开始向北迁徙,在东亚和东南亚大面积扩散,大约5千年前迁徙至东北亚地区,2千年前也就是日本的弥生时代再由中国东北经朝鲜半岛迁往日本的九州,之后逐渐扩散。目前,单倍群O的下游支系在中国的汉藏人群、苗瑶和孟高棉人群、侗傣人群、台湾原住民、朝鲜人群、日本人群中都有分布。单倍群O在日本人中主要分为两支,分别是O2b1-47z和O3-M122。单倍群O2b1-47z仅高频分布于日本人及韩国人中,其产生的年代经估算是远早于弥生时代的,所以该单倍群产生于东亚大陆,可能是在韩半岛,人口扩张以后才进入日本。单倍群O3-M122在日本人中约占到20%左右,该单倍群同时也是现代汉族人中频率最高的单倍群。日本人中单倍群O3-M122的分化年代非常晚近,约为距今500年或更晚。由此可以推测,日本人中的单倍群O3可能是由最近几百年来向日本列岛迁徙的东亚大陆人口所带入的。值得一提的是,单倍群O在日本的本土和琉球群岛广泛分布,但是阿伊努人群中却频率极低。考古研究证明,弥生时代的最大特点是以稻作为中心的农耕经济和金属器具的使用。 携带单倍群O的大陆人群到达日本后,随之而来的是水稻栽培技术的扩散和人口的大量增长。根据1953年的“土井淇遗骨”的发掘资料显示,弥生人遗骨中既有华北系统的大陆人群,又有长江流域的吴越族群。当时的吴越人群即掌握了水稻栽培技术,也擅长水性并懂得造船技术。因此,猜测携带单倍群O的人群除了经由朝鲜半岛到达日本九州的线路以外,还可能有一条是从长江中下游沿海路到达日本琉球群岛或九州的路线。日本列岛弥生时代的移民群体在来源区域上可能具有多元性。 尽管弥生时代的大陆移民路线仍然存在争议,但Y染色体单倍群O的存在同样印证了日本人群和东亚大陆农业人群(如汉人的祖先人群、百越、南岛、南亚语等人群)可能的亲缘关系。

(二) 从线粒体及全基因组看日本人群的混合

日本的mtDNA图谱与亚洲大陆的其他人群具有相似的结构, 35 现代日本本土人群中既出现了绳文人特有的线粒体单倍群N9b和M7a,又出现了东亚常见线粒体单倍群A和D (除D1),为绳文人和弥生人曾发生人群混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日本本土人群相比,线粒体单倍群N9b和M7a在北海道阿伊努人及冲绳人中更高的分布频率提示这两个人群有更少的弥生人混合,而保留了更多的绳文人成分,这也与Y 染色体分析的证据相吻合。

从全基因组水平的SNP位点所揭示的遗传结构上来看,日本人个体大多能被归到两个不同群体,即琉球集群和琉球以外的本土集群。上个世纪以来,日本境内人口迁徙变得非常频繁,但作为日本本土最大的岛屿本州岛上仍存在着基因差异,本州岛东北地区受到亚洲大陆移民的影响仍然小于其他地区。 36这种差异也证实曾有两批主要移民到达日本,琉球群岛由于隔离产生了遗传分化。基于全基因组数据进一步建模估算,He Y.G.et al(2012)推断本土日本人群约23%的遗传成分来自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绳文人,而琉球人群约54%的遗传成分来自于绳文人。同时还根据推测出的绳文人群可能的等位基因频率,认为日本旧石器时代的人群来源于东北亚。

在本土集群最北端的北海道,其个体在遗传上与东北地区个体相似,因为多数住在北海道的人都是本州岛人的后代。尽管如此,北海道仍生活着原住民即阿伊努人约25000人,约占北海道人口的0.5%。Janam T. et al构建了包括阿伊努人在内的东亚29个人群演化树,可以更直观地了解日本阿伊努、琉球、本土人群之间的遗传距离及其与亚洲其他人群之间的遗传关系(见图6)。演化树显示阿伊努人的分支最长,在东亚人群演化中有特殊地位。阿伊努人与琉球人之间的遗传距离要比其与本土日本人群的距离近,说明这一研究成果同样支持日本列岛上地理距离最大的阿伊努人和琉球人之间的遗传相似性。阿伊努人与本土日本人群的距离甚至超过了本土日本人群与中国南方人群(土族、纳西族、彝族)和东北亚人群(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蒙古族)之间的距离。本土日本人群在演化树上与韩国距离最接近,两者都处于东北亚人群和中国南方人群的中间位置。在弥生时代,除了东亚向本土日本人群的遗传扩散以外,本土向琉球和阿伊努也产生了基因流动。阿伊努还有不同于琉球人和本土日本人的可能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另一与尼夫赫人有关的人群的混血(见图7)。

图6 a. 日本人群和亚洲人群的演化树; b. 日本人群与东北亚人群、韩国人、中国汉族、中国西南人群的演化树 (改自Jinam et al 2012)

图7 基于全基因组芯片数据和考古证据的日本群岛 三个地区人口演化史 (改自Jinam et al 2012)

ABO血型基因在分子水平上具有多态性,且等位基因频率在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差异。Sato T.et al通过ABO血型的古代DNA分析,将北海道的阿伊努人(绳文及前绳文人)和鄂霍次克人与现代亚洲人群、欧洲人群以及海洋人群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阿伊努人和鄂霍次克人与现代亚洲人群具有亲缘关系。 这与线粒体DNA和ABCC11基因分析得出的结论相同。 Jeong C.et al的研究也表明,与其他日本人群相比,阿伊努人和东北的西伯利亚人之间存在着基因流动,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阿伊努人在遗传多样性上与鄂霍次克海附近的族群有着古老的联系,代表东亚人群的一个古老分支,被认为是阐明日本史前历史和东亚人群历史的关键。

基于线粒体DNA和全基因组遗传证据,同样支持日本本土和阿伊努以及琉球人群的不同混血比例。阿伊努和琉球人群有着更多的日本旧石器时代早期绳文人的遗传成分,而现代日本人群主要是由弥生时代的农业人群发展而来。

四、 问题与讨论

根据语言和基因的研究证明了日本人群的混合模式,也证明了日语的混合语特性。人口混合过程中,语言变化是复杂的社会现象,不能像生物现象那样进行简单地定义和测量。但日语的形成与混合的模式基本与日本人群的遗传混合模式相呼应。

距今2～3万多年前早期人群迁徙到日本,留下了东亚古老的遗传谱系,这些早期人群与现今的阿依努人和琉球人有更近的亲缘关系,但不清楚他们是否已有语言以及他们的语言和现代所见的众语言之间的关系。如果当时的原始人群在长期的隔离环境中已经有了原始的语言,且传承过程中没有中断或没有被其他语言完全替换掉,那么这种原始语言可能是日语的最底层。阿伊努人群含有高频的古老父系单倍群D,从常染色体上来看阿依努人代表东亚人群的一个古老分支,与其他东亚人群遗传距离较远,该人群的特殊形成过程也注定了阿伊努语在日本列岛语言中的特殊地位。安本美典的日语多层起源论说中阿伊努语的底层构造和分化也和阿伊努人群的古老遗传演化谱系相符,阿伊努语同样也是在隔离中伴随着遗传分化而逐渐形成,并在不断与西伯利亚诸语言融合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可以猜测2～3万多年前早期迁徙到日本的人群,如果产生了原始语言的话,有可能与日本阿伊努语有一定关系。只因年代过于久远,伴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现代日语中早已看不到这种原始语言,阿伊努语也成为濒危语言。因此,在日语研究中,日语与阿伊努语的同源关系一直处于假设阶段。如果该假设成立的话,现存阿伊努语或含有日语最底层的残留。

后来,藏缅语、南亚语、南岛语相关的人群扩散至日本,不能保证有系统的语言流入,但也许有底层语音或个别词汇的渗透。例如,松本信广曾经列举说明了130个日语词汇的南岛起源。认为日语的“kapo(顔)”对应马来语方言的“kapo”,日语的“kuti(口)”对应萨摩亚语的“gutu”、同时对应毛利语的“nutu”等。 大野晋曾经列出一个包含315个词汇的日语与泰米尔语词汇对应表,认为原泰米尔语人群在绳文中期就携带粟等杂谷文化扩散至日本,并假想在中国云南或者是亚洲西部有一个原始日本语、达罗毗荼语的中心,后来一部分人群向东迁徙到日本,一部分人群向南迁徙到印度大陆。 以研究西夏语著称的西田龙雄为代表的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语的语序与缅甸语等绝大多数藏缅语相同,日语有关身体和动物、植物的固有词中有些与缅甸语及中国南方方言相近,并且通过添加元音的构拟方式,日语和藏缅语在音韵上也有类似之处,因而主张日语应归属藏缅语族。

现代日语的形成应该主要是靠掌握了农业技术的移民人群的传播。弥生时代日本的主要人群迁徙是经过朝鲜半岛以及经海路抵达日本的大陆移民,途经朝鲜可能为其主要路线。这些移民迁徙到东北亚地区正是1万到5千年前,也是语言形成的重要时期。日本人群父系中约3%的Y染色体单倍群C3-M217和2%左右的单倍群N-M231就非常可能是在与东北亚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的祖先人群在接触交流中所混入的,日本人及韩国人所特有的Y染色体单倍群O2b1-47z就是日韩人群共祖或混合的证据。在常染色体上看,与东亚其他族群相比,日本人群和韩国人群有更近的亲缘关系。东北亚这些族群不只为现代日本人贡献了遗传基因,也大大促进了日语的形成。例如,日语的“m-”对应蒙古语的“m-、b-”,日语的“-i-”对应蒙古语的“- ö-、-ü-、-ï-”; 47日语的“水”和构拟的满语“洪水”结合起来:*bisan(满)>*mita>midu(日)。 48这种复合的音声对应虽然不能成为语言同源关系的判定,但也许可以说明二者由于语言接触产生的混合现象。日语和阿尔泰、乌拉尔语的词头都不用流音和重辅音;词汇没有性的差别、动词有词干和词尾之分,并且词尾多样,通过词尾变化表现语法;不用冠词,有后置词,疑问句用疑问助词等。朝鲜语与日语在语法、词汇、语音方面都有相似性的存在,同时,朝鲜语在国际语言学界也基本处于系属不明的复杂地位。朝鲜半岛是人群向日本列岛迁徙的主要途径,这些迁徙到日本列岛的人群当中不可避免地有朝鲜半岛的古辰国乃至三韩等本土居民。总之,日本弥生时代的农业移民群体在来源区域上具有多元性,但主体还是经由东北亚,这一过程为现代日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经融合演化而基本形成了现代日语的雏形。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语言也逐渐固定化。以至于在公元3、4世纪日本古坟时期开始的中国大陆和日本的广泛接触,在保留着原有核心词、语法和语序的基础上,进行大量文化词的借用和伴随借词而来的个别语音如吴音、汉音、唐音等的借用。在明治维新以后,借用汉语已经不足以满足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需求,日语开始大量音译外来词汇。形成了现代日语汉字、平假名、片假名混合使用的文字书写方式。但不管是汉语还是西语,这一阶段的混合基本限于词汇的混合;不管是日本还是东北亚乃是世界,这一时期不再有大规模的人群迁徙,但人口流动却开始变得频繁而复杂。反映在分子人类学上,日本人中的父系Y染色体单倍群O3-M122可能是由最近几百年来向日本列岛迁徙的东亚大陆人口所引入的。因此,在日语形成时期语言的变化和流向日本群岛的基因流是大体一致的,两者都可以证实彼此之间亲密的遗传关系。

这种依据日语的形态考察日语与其他语言的关系,辅以遗传基因考察人群迁徙的途径,让我们大致了解日语起源及日本人群的混合历史,并推定二者大致平行发展。今后,期待古DNA的研究能够更加准确地解释日本人群遗传的多样性和语言的多样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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