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华西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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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终有一死，而如何处理自己的身后事，也就成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课题。随着近年来人们对于遗体捐献、器官捐献等公益事业的认知度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去世后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人，或者将遗体捐献给医学院用于教学和科研。

而作为送走这些人“最后一程”的人体标本制作师，也就承载了人们庞大的好奇心。在华西医科大学，有一名人体标本制作师“揭秘”了自己的工作：他每年要处理50具遗体，全靠捐献。

成为人体标本制作师

今年54岁的人体标本制作师王耀，在“转行”做这份神秘的工作之前，都只是华西医科大学一名普普通通的血管科楼层管理员。

本以为自己将会在这个雷打不动的位置上退休，没想到2008年，他接到了一封在解剖楼做人体标本制作的工作邀请。这份工作并没有专业人士任职，是由院内随机指派的工作人员担任，而现在这个人就是他。

收到邀请时，王耀一开始还有一丝害怕。毕竟是天天和尸体打交道的工作，很多人出于恐惧或恶心，都不愿意干。

他也想过推辞，但是人到中年的生活危机让他有些犹豫：老家的父母年事已高要人赡养，孩子还在上学家里经济并不宽裕。“上有老下有小”的他，面对高薪，还是将这份工作应承下来。

由于不是学医出身，王耀在正式上岗前，专门到教研室跟随医学生们学习了两个月，熟悉了人体血管构造和解剖结构。之后，他走进了少有人烟的嘉德堂，在那里开始了自己崭新的职业生涯。

虽然医学生们多半都是唯物主义者，但学校出于照顾胆小的学生和尊重大体老师，还是常常将嘉德堂的门掩着。尽管如此，从门口路过依然能闻到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那是里面亟待处理的遗体的味道。

而每一天，王耀都会在这浓浓的异味间，披上白大褂、穿上橡胶靴子、戴好手套和口罩，“全副武装”的工作一整天。他的工作，就是处理从医院运来的遗体，取出可用于制作标本的部分制成人体标本。

不是每一具遗体都是那么清洁完整。许多时候，遗体在被送来的时候已经高度腐烂，散发出恶臭，只剩下坚硬的骨组织尚可被取出用于制作标本。

而即使面对这样的遗体，王耀也会小心翼翼地将骨组织与其他软组织剥离，尽量保持其完整，再通过蒸煮、清理、组装、浸泡福尔马林、清洗和保存等多种工序，制作成崭新的人体标本。

这样的工作，他一干就是14年。

嘉德堂里的死亡百态

过去的14年里，王耀经手过近千具遗体。如果说从事其他的工作是目睹人生百态，那么他的工作中就见证了近千人的“死亡百态”。

流转到王耀手中的遗体全部来源于遗体捐献，这些遗体来自全省各地。作为全国著名的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设有遗体捐献的接收站，面向全省接收被捐献的遗体。

而根据我国对于遗体捐献工作的相关条例，一具遗体从死亡抵达王耀手中，需要经过填写自愿捐献申请、办理公证、在逝者家属的陪同下，由红十字会派专车将遗体运送至接收站等一系列繁琐的流程。

很多时候，王耀能从陪同家属对待遗体的态度上，对逝者生前的社会关系和处境略知一二。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他和红十字会的同事前往绵阳市接收遗体，一进门就看到一名少女，坐在桌前玩手机。少女让他们去阳台领取遗体，全程神情淡漠，甚至拒绝了他们为之做告别仪式的请求。

其后，他了解到：少女的母亲在她19岁时不告而别，丢下卧病在床的父亲，临终前父亲要求女儿将遗体捐赠给华西医院，这样可以减免一些丧葬费。他至今不知道，少女的淡漠是因为过度悲伤，还是对亲人的怨恨。

也有态度恶劣的家属，瘫痪在床多年的老人去世，当他们前来接收遗体时，老人的儿子竟然不耐烦地催促他们“赶紧抬走”，他们一掀开遗体上披着的白布，闻到了老人身上的褥疮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

当然，绝大多数捐献遗体的家属还是相当温情的。他们会为遗体擦洗身子，好好地告别，送他的最后一程。

遗体捐献日渐普及

在王耀刚开始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社会上对于遗体捐献的认知度还不高。受到“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多人认为遗体捐献就是“死无全尸”、“曝尸荒野”，是一种凄惨的结局。

那时候的遗体捐赠者，多半具有医学背景，他们明白大多数老师对于医学的价值，也愿意为所热爱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不过，近年来，选择遗体捐赠的人越来越多。常有一些老人通过红十字会或医学院找到王耀，咨询遗体捐赠的问题，在交流中，他发现他们对新生事物有很高的接受度，并且不忌讳谈论死亡。

这些老人选择捐赠的初衷，多半是想要在自己身后，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出贡献。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觉悟，要归功于各基层红十字会和医院十几年如一日，对遗体捐献的科普和宣传。

老人们渴望自己的人生拥有意义和价值，也渴望身后的事得到妥善的处理，也有人前来捐赠，是希望得到一张捐赠的志愿书，好给孩子们留下一点念想。王耀感恩他们无私的付出。

而年轻人也逐渐加入捐赠行列。自从中国红十字会在线填写遗体捐赠志愿卡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正值壮年时，就提前为百年之后做好打算。

他们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婚姻和后代，这份捐赠志愿卡至少能够保证自己身后的事有人代为处理，自己也并不看重死后遗体的处置问题，算是为社会贡献最后一点余温。

如今，人体标本制作师王耀依然每天在嘉德堂，忙于接收、处理和制作人体标本，为华西医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贡献适合自己的标本。看着医生们围在自己亲手制作的标本边，讨论着它的解剖结构，是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未来，他计划等自己退休了，也亲手签署自己的遗体捐赠书，成为那些“无语良师”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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