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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是我国近代著名气象学家、教育学家。让我们跟随竺可桢之子竺安老先生的思绪，来追忆父亲竺可桢对他的言传身教与求是传承。
撰文/记者 赵天宇 摄影/张星海（除署名外）
新媒体编辑/赖天莹
竺安是竺可桢的幼子，也是竺氏子女当中，唯一从事科研的工作者，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建所初期（1956 年）即被调来参加工作。竺安是我国毛细管电泳研究的创始人，也是《竺可桢全集》的副主编之一。
在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前夕，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家属院里，记者见到了竺安老先生。竺老虽然已经93岁高龄，但身体依然不错，走起路来步伐稳健，上下车时也不需要别人搀扶。
让我们跟随竺老的思绪，来追忆父亲竺可桢对他的言传身教。
▲竺可桢之子、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竺安
科学家的孩子，不搞特殊化
竺老家是一套不到80 平方米的小三居室，建成于1984 年，已显老旧，还保留着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模样。客厅太小摆不下沙发，竺老就坐在餐椅上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竺安说，其实从2014年开始，他和老伴就一直居住在北京东南六环外的一处养老院里，偶尔才回自己家。回忆起自己的这一辈子，一直都在“搬家”。
1929年竺安出生在上海，他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上有大哥竺津、大姐竺梅、二哥竺衡。1928年，父亲竺可桢应当时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带着全家人去了南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决定举校西迁。学校一迁浙江建德，再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最后迁到贵州的遵义、湄潭。
这次西迁办学的壮举被后世誉为“文军长征”。当时，年幼的竺安也随父亲一起来到遵义、湄潭，并在遵义念了半年小学，在湄潭念了六年中学，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1946年，从小对化学感兴趣的竺安，如愿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学习，回到了浙江。
▲1946年，竺可桢（左二）与竺安（右一）合影（图片来源：浙江大学档案馆网站）
竺可桢在学界担任要职多年，又是著名科学家，但生活非常朴素，自律极严，对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不允许他们搞特殊化，甚至还要吃一些别人吃不了的“苦”。
比如1950年大学毕业以后，学化学专业的竺安，意外地被分配到浙江省公安厅工作。当时竺可桢已经在中科院担任副院长职务，但他没有给自己儿子“开后门”，而是要求竺安服从组织安排，直到1956年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号召技术人员归队，竺安才得以来到北京，回到了父亲身边。
1960年竺安结婚后，与远在浙江建德的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共计13年。当时交通不便，两地单程通勤要将近3天，而法定的探亲假一年只有12天（路程假不在内）。
但竺可桢依然要求竺安通过组织手续，走合法流程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73年8月，竺安妻儿的户口进北京的问题才最终解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竺安一直住在化学所的单身宿舍，四人一个房间。1973年8月妻子调来北京，化学所也没给竺安安排住房，1974年才分配到50多平方米的简易楼两居室。直到1984年以后，才搬到现在的家中，此时他已经55岁了。
▲竺安与夫人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竺可桢一共有六个子女，没有一个人继承竺可桢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只有竺安一人从事科研工作，这让人有些意外。
但在竺安看来，是否继承了父亲的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父亲一样，掌握分析认知事物的正确方法，传承科学家精神。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当校长时，既注重基础学科教育，也注重人文学科的培养。作为一名父亲的竺可桢，同样特别看重子女的基础课学习和人文素养提升。从兴趣入手，引导他们发现生活中蕴含的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道理。
竺安回忆说，抗战前全家还生活在南京时，二哥竺衡收到了父亲给的13岁生日礼物“少年化学实验室”，这是一个长一尺许的木盒子，里面装有二十多种化学试剂和酒精灯、试管、试管夹等实验用具。二哥和大哥立刻按照说明书尝试制备笑气，但他们闻了制备出来的气体，都没笑，又让竺安闻，也没笑。实验虽然失败，但却引起了竺安对化学的强烈兴趣，立志长大后做一名化学家，后来果然考入了浙江大学化学系。
竺安小学毕业时，竺可桢送给他一本法布尔的《科学的故事》。80多年过去了，竺安依然能回忆起那本科普书的内容。在物质水平不高、文化资源匮乏的上世纪40年代，这本科学读物给他幼小心灵中种下了科学的种子。
除了思维能力的提升，竺可桢也非常注重子女身体素质的培养。竺安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去南京中央游泳池游泳，培养出了游泳的兴趣，后来，不满16岁的竺安就夺取了贵州省游泳冠军。
▲在竺安家中收藏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初版印刷品
另一方面，父亲在工作中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身教”也让竺安受益匪浅。
1928年以后，竺可桢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所长，因为气象预报要求准确的按时观测和记录温度、气压等各种数据，竺可桢要求观测员们每6小时记录一次数据。但有时值夜班的人会睡过头，就把不是零点的数据记为零点时的数据。
知道这件事以后，竺可桢很生气，他把所有观测员召集起来，给他们强调了观测数据准确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坚持定时定点观测。有时他就半夜起来，从家走到气象台去检查，看看观测员是不是按时上岗了，几次下来以后才使大家形成了习惯。
父亲严谨务实的作风，深深影响着竺安，也影响着竺安的科研之路。到化学所工作以后，他在1959年和1978年两次获得“全国劳模”称号，并在毛细管电泳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如今，毛细管电泳已然发展成为生物大分子分离分析的重要工具。
13年，从日记感悟求是精神
提起竺安就不能不提到《竺可桢日记》，正是在这套不到80平方米的屋子里，从2000年开始，樊洪业主编和李玉海、竺安两位副主编，用了整整13年的时间，编辑校对《竺可桢全集》（含《竺可桢日记》）。
《竺可桢全集》收录了竺可桢从1916年到1974年之间的文献，竺可桢日记是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之前，竺可桢的著作，除了发表的文献外，只有1979年出版的《竺可桢文集》。
竺可桢有记日记的习惯，整整坚持六七十年。与人文学者日记不同的是，竺可桢的日记带着明显的科学研究者印记，尤其是在地理、气候、物候方面，有很详细的记录，在那个个人计算机尚未出现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科学财富。
尽管过去四五十年，但竺安依然记得很清楚，无论父亲白天工作多么繁忙，晚上都要坚持写日记，如果实在太困了，就第二天早起半小时补记，从不中断。
▲竺可桢日记手稿（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竺安说，文人的日记很感性，事情多了就多写，事情少了就潦草几行、甚至不写。但作为一名科学家，竺可桢的日记更像在写实验数据记录。
“比如说1936年的一天，父亲从南京乘汽车到杭州，四百多公里的路程，他不仅详细记录了沿途各站的距离，甚至连遇见几辆自行车都记录下来。”
竺安感叹地说：“我自己做实验都没这么仔细。父亲的毅力令人惊讶，我们今天常说科学家精神，但科学家精神不是像讲课一样，没有规范的标准，更多在于你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
几十年下来，竺可桢的日记有900多万字，由于完全是手写的，加上年代久远，很多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樊洪业和李玉海、竺安就一字一句地读，一页一行地整理，一点一滴回顾了整整13年。
13年的时间，不仅是自己和父亲的一次隔空对话，一次家庭回忆录的整理，更是竺可桢“求是精神”的一种传承和延续。
2014年，在竺安和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竺可桢全集》编撰完成，并最终出版。2018年《竺可桢全集》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标志着它的价值获得了学界和官方的共同认可。
后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科技工作者要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今年1月以来，在竺安的授权和通州区科协的积极运作下，竺可桢科学传播基地落户通州区、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竺可桢班也正式成立。为城市副中心青少年科技教育发展助力，也让科学家精神有了更加广阔的传播土壤。
竺老说，建立竺可桢班是件好事情，能在一个学校里优中选优，鼓励同学们进步。但如果授权整个学校叫“竺可桢校”就要慎重了，要深入考察以后才能做决定。
作为我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始终关注并“尽毕生之力”开展气候变化研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行者，他始终关注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作为我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和实践家，他担任浙大校长13年，使浙大成为全国著名学府；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奠基人和卓越领导者之一，他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而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看来，竺可桢又是一位教科书式的好父亲，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方法，值得当下教育界思考借鉴。我们采访竺可桢后人，追忆竺可桢过往，也是希望在当下新环境当中，能让这种精神发扬光大，普惠更多科技工作者和普通公众。
出品：科普中央厨房
监制：北京科技报 | 北科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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