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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云熙 云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乡村振兴战略也随之进入到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阶段。然而，长期以来，农村中青年、优质人才持续外流，尤其是民族地区，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素质偏低、老龄化严重等问题突出，这直接导致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不足，成为影响云南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短板。
2022年2月11日召开的云南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建设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工作队伍，不断提高做好“三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发展教育是基础性、持续性的工作，必须通过构建乡村教育振兴的长效机制，开发好人力资本独特的区域性优势，引导和鼓励人力资本向乡村配置，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促进云南农村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中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
教育体系改革发展滞后，难以适应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本积累。
办学基础条件依然薄弱。从云南省各州（市）农村地区幼儿园和小学的数量可以看出，部分民族地区教育基础建设仍然薄弱。各地区学校建设标准和配套设施差距很大，学校占地面积、校舍建筑面积不足等情况依然存在。
缺乏一支数量充足、质量合格、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而且教师队伍专业性不强，课堂教学整体水平不高。一名教师要同时教授语文、音乐、体育、思想品德等多门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师资质量和教学质量。
不同学段的非均衡发展。主要表现在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差距大，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发展滞后。
人力资本回报相对偏低，人力资本向乡村配置难度较大。研究发现，在民族地区，大量劳动力向城镇地区非农部门配置转移，造成了乡村人力资本配置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增长缓慢的后果。加之广泛存在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分割，人力资本配置到乡村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乡村振兴所需人力资本的配置激励相对城镇非农部门仍然不足，极大地限制了乡村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此外，当地一些家庭对教育收益缺乏长远认识，在子女受教育问题上期望值低、目标短浅、功利性强。致使一些家长在关键时候做出放弃支持教育的决定，既浪费了早期的教育投入，又丧失了通过教育改变生活状态的机会。
教育发展中多元主体缺失，人力资本的配置能力弱。从教育治理视角来看，教育治理必然是一种结构化的行为过程，需要政府、市场、学校、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理性对话和协商共治，最终实现教育领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有的民族地区，由于对政府职能的路径依赖，以及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一方面无形中加大了当地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压力；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当地教育发展的创新性和活力。
推动乡村教育振兴的对策建议
转变教育理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不仅关注民族地区教育资金、教育设施等显性成果的实际效应，更要重视教育心理、教育态度和教育行动等隐性效能的改变。通过政策解读、典型示范等方式树立科学教育观，培养当地群众的长期教育投资观，提升民众对教育的实际获得感，激发他们通过教育致富的自信心和自觉性。另一方面发掘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在尊重和了解当地人文地理文化特征的基础上进行教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少数民族群众对自身条件和资源禀赋有清晰的定位和认识，通过职业学习、终身学习、参与式学习等多种形式传播科学发展理念，赋予少数民族群众知识技能以培养生产性人力资本，以及拓展习惯、视野、信念等综合性人力资本。
加大农村教育供给侧改革力度，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实行差异化的教育投入政策，弥补不同类型教育发展的“短板”。在既有的宏观政策下，综合考量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自身素质以及教育发展现状等方面的客观差异和显著差距，针对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发展情况，在教育资助比例、资助额度等方面，实施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真正将教育资源有效分配到基础薄弱学校和群众最迫切的需求上。
以职业教育为切入点，提升民族地区群众致富能力。在办学条件相对优越的城镇和社区，建立和发展各类正规化全日制职业中学、技校、中等专业学校；在办学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在义务教育中渗透职业技术教育，在普通中学开设实用技术课程。从招生录取和学业资助两个方面，进一步扩大职业教育免学费和资助的覆盖面，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帮扶+农村经济组织帮扶+驻村工作队帮扶”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帮扶+农村经济组织帮扶+特色产业帮扶+‘雨露计划’培训帮扶”等方式，提高当地群众的致富技能。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学质量。按教师中各类职称和各类学科的比例重新核定教育系统编制和岗位设置，提高师生比，以满足小规模校点的教师需求；从省级层面建立与民族地区教育相适应的教师工资奖励制度和福利优待机制，鼓励更多教师坚守当地教育；进一步完善中央支教选派工作经费使用办法，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统筹使用支教选派经费。
创新育才、引才、留才机制，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方式。一方面是增加少数民族学生的升学机会。瞄准民族相对贫困地区高层次人才短缺、产业发展科技支撑不足的现状，以地域型高等教育为主，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建立面向需求的人才培养与供给结构调整机制，建设与区域产业发展关联度高的应用技术型专业，培养地区急需的各类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还应顺应农村返乡创业潮的趋势，加大政策供给，破解影响返乡创业的政策壁垒，给予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大学生等就业创业更多的优惠政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补贴工资、社会保险等方式让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留得住、干得好。再者是激活本土各类人才的致富潜能。通过政策扶持，鼓励本土致富能手把事业做大做强，让他们在当地成为“土专家”“田秀才”，发挥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成为乡村振兴力量中的生力军。
加强不同主体间的协商与合作，构筑教育发展治理共同体。一是进一步发挥好国家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国家在教育发展中顶层设计的主导作用，统筹全局，合理安排教育资源和经费的管理和使用；积极引导市场和社会参与到农村教育发展方方面面，为市场和社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创造协同共治的自由空间。二是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激励机制。简化技能培训类与扶贫类社会组织的登记程序，积极落实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和税收减免等支持政策；为相关社会组织提供非资金方面的支持，如优化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为社会组织提供相应的数据信息及帮助社会组织与其他参与主体沟通协调等。三是形成多元主体融合参与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制定相关社会服务的实施方案与细则，鼓励有资质的培训机构通过公平、公开竞争方式参与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来，开展短期技能培训、实用技术培训、就业培训等相关服务；政府应加大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等增量资金向教育领域的投入力度，鼓励有条件的社会组织或者爱心人士成立教育扶贫专项基金，不断创新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发展的方式。
（责任编辑 李 雯）
2022年第3期《社会主义论坛》“特别策划”
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部(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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