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传播学(考研传播学考什么)--考研乐学帮

考研传播学，考研传播学考什么

1999年，郭庆光教授的《传播学教程》出版，成为国内第一本系统性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教材。至今22年的时间里，该教材销量累积逾150万册，是中国传播学界影响范围最大、发行量最广的经典教材。2021年，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中，该书（第二版）获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成为传播学领域教材的最高获奖成果。

为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传播学教学与教材建设研讨会暨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传播学教程》建设经验座谈会”。会议于2021年12月8日在明德新闻楼208顺利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教授主持会议，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胡百精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周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教授致辞。

开幕致辞

郭庆光教授在会议上进行专家发言。逾20位学界代表在线参与会议，从与《传播学教程》的亲身故事出发，总结其经验成就，并进一步围绕“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历程与经验总结”“数字时代的传播学发展趋势探讨”“《传播学教程》教学经验交流”等问题进行发言。

郭庆光教授发言

刘海龙教授向郭庆光教授献花祝贺

以下将推出郭庆光教授发言全文，以及会议全程视频内容，以飨读者！

郭庆光教授会议发言全文

今天有点诚惶诚恐。一本小小的入门书惊动了这么多的学术大咖，也惊动了我们学校出版社的领导。学院也跟我说过，说搞一个教材研讨会，让我来分享一下《传播学教程》的案例。说实在的，我觉得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因为就是一本入门级的教材。对于一开始没接触过的人来说，可能还有一些新鲜感和价值，对于有了一定基础的人来说，就像一个鸡肋，你说你写论文老引用一本教材，它恐怕档次也是上不去。就是这么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另外，今天在座的学术大咖里，教材编得好的多的是。很多老师的教材我都认为是非常优秀的。南边张国良老师的《传播学原理》，北边是我这本。我觉得他那本教材对我的启发也是非常大的，可惜他这次没有参评。如果参评可能就把我给挤掉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认为张国良老师的这本教材也非常优秀。

今天到底要说些什么呢？都是老朋友、老熟人、老同事，因此我也没准备什么稿子。我就想说几句实话，或者是说结合自己在写这本书的考虑跟大家交流一下。有可能一些老师不太同意我的观点，但就是作为一家之言跟大家交流一下。

传播学现在在社会上的热度越来越高，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大家都知道去年高考中出现了一些传播学的题目。新华社的一个小姑娘说要采访我一下，对这个事什么看法。结果她做了一个采访视频，这个视频在短短2、3小时内点击量就超过了150万。可见，大家对传播学还是非常重视的。在这个意义上，教材呢，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觉得编写一本教材，恐怕还得要坚守几点，一就是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具体到传播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观。尽管它没有形成细化的学问体系，但是它的总体视野都是明明白白提示在我们眼前的。我那本书里面比较早地写了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一些东西，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给我写信，说你这本书本来体系挺好的，你怎么加了这么一段，好像整本书都不伦不类的。我回复说，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编写教材的人需要有一个指导思想，而且我也确确实实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应该在传播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或者说，我们中国的传播学就是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来引领。如果总是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那么就永远无法拥有自己的理论和学术地位。所以，我们必须要结合中国的情况，用新的话语体系来建构我们自己的传播学。

二就是作为一本教材，是给没有看过的人、没有入门的人看的。这就需要有一个负责的态度，就是要把成熟的理论融进教材里。这个成熟的理论不是我自己的。我自己有很多学术观点，但如果夹带进教材里，是不见得合适的。应该放进教材的是成熟的理论，是在学术界或者是实践界获得一些共识的原理性的东西。这样就不会因为你自己的观点的偏激而把教材引偏了。传播学要增强自己的科学性，这一点也应该是要坚持的。

三是要将传播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社会形态相结合。当然，现在强调普遍价值，我认为普遍价值也是有的，但是这些价值背后都是有利益在支撑的。对于我们中国的传播学者来说，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必须坚持中国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西方也有，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西马可以给我们启发，但是那些批判理论能不能用在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当中。哈贝马斯也好，福柯也好，霍尔也好，他们研究的对象都是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他们的问题意识跟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恐怕都还没有过的新模式，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传播学研究的适用对象应该是这个社会，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将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建构我们自己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话语体系。这个是我自己没有做到的，我希望各位和年轻的学者们在这个方面有新的突破。

四是教材应该是原理性的，但是原理性的东西不和实践相结合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也就是说，你的原理要对社会有用。要能够通过学习这样一些原理，让实践界、业界得到新的启发，甚至引发新的思索和实践。最近考研比较热，《传播学教程》好像在这里卖得是第一位的。还有一部分是业界的，业界在搞市场营销，他们就对创新扩散理论、传播效果理论非常感兴趣，一些人请我去讲课。但我说实在的我觉得自己也没到讲课的程度，所以我一般都拒绝了。但是他们在用这个教材，用这个教材搞营销传播、公共关系的一些培训。这个就是说《传播学教程》对实践界也有一些影响。我现在发现就是中央正在推行职业教育。我看到其中有一点就是很有意思，职业教育要为本科生提供就业能力训练。也就是说，上了大学的人接受中专的职业教育，所以我想以后，包括各位，都要靠大家来推动，就是要进入职业教育。这一块中央是非常重视。传播学在这一块可以有所为。像什么VR、AR、云计算、大数据、智能传播这些，很多都包括技术性的手段，这正是职业教育培训重要的教学内容。所以传播学领域不光是停止在大学或者研究生这个层次，还应该向更广的社会进行推广，来扩大我们的影响。

我想说的就是这么几点。我已经退休了，上次在学校的荣退仪式上我也说了几句。这个时候，我的脑子里，非常清晰地回忆起我的导师退休的演讲致辞。他是在1987年退休的。我的导师主要是搞社会心理学的背景，他也是二战后日本舆论学研究和灾害传播研究的奠基人，对日本的危机管理、突发性事件的应对做了很多的基础性的工作。他的一句话让我很震惊，他开场第一句就说，我搞了一辈子传播学研究，到退休这个年纪我越来越不明白传播学究竟是什么。我当时听到这个话很震惊。这么一个泰斗级的人物，他说他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实际上他也不是一种谦虚，他在讲述一种观点，实际上跟我们的方汉奇老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儿。也就是说，他的任务就是战后日本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一个基础的架构搭建。到他退休的年纪，传播学已经到了新的时期，尽管他还有研究的动力，但是他的学力和精力也是不允许的，这个希望就是寄托于新的一代。

我现在也有这样的想法，感觉最近有点跟不上新的形势了，有很多新的技术，你说不会用吧，都还懂一点，但是确确实实操作起来比较慢。我想退休就是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年轻人。

最后，我想说点寄语。总书记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播学的初心是什么？我觉得传播学的初心就是研究人的传播行为，它是研究技术，但是他就是更多关注技术对人的影响。传播学的研究就是用自己的研究结论去影响技术的发展方向，而不是我们现在这样，被技术牵着鼻子走。新的技术出来了，我们去解释它、诠释它，说它怎么好，传播学不是这样。以人为本的传播学，应该是研究技术作为双刃剑的作用。学术界要提高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就是要跟技术多唱一些反调。这些反调是有建设性的，是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P2P出来的时候，很多学者认为是一场新的革命，吹得很厉害，但我就觉得这个P2P本质上就是一种传销，会造成资金链的断裂，让社会出现很多的受害者。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不应急于去赞美它，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观察，在观察的过程中提出一些建议，影响技术的实际发展进程，这是传播学者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今天这么多大咖，认识都比较深刻，我只是班门弄斧。最后，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这个微不足道的研讨会！谢谢大家！

会议视频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