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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历史学考研正在紧张的进行中，在此整理了2020考研历史学考点梳理笔记：【世界现代史】内战与危机，希望能帮助大家!
内战与危机
大革命失败后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没有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相反使得中国在苦难的深渊中越陷越深。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革命重心转移到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成长并壮大了起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人们以各种形式来回击日本的侵略和表达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与反抗。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出现了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新局面。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确立与加强
一、宁汉合流与国民党各派的纷争
宁汉合流与分裂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宁汉之间虽然仍处于对立的形势，但这时双方矛盾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1927年8月蒋介石的下野，促进了国民党各派的合流。 9月16 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成立，正式接管宁汉沪三方党部，宣布国民党"统一"完成。但由于特委会并没有真正解决国民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也根本谈不上是一个"统一"的政权，所以其成立后，即遭到各方面的攻击。不久，宁汉合作又重新变成宁汉对立，宁汉对立则又演变成了宁粤对立。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纷争，为蒋介石的重新上台提供了条件。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后，便于2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改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制止共产党阴谋"、"限期完成北伐"等议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背叛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精神，为其实行独裁统治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二次北伐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获得妥协。 4月，第二次北伐正式开始。当北伐军围攻直鲁军张宗昌部时，日本政府于5月出兵山东，阻止北伐，制造了血腥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蒋介石下令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上，逼进京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被迫退出北京， 6月4日在沈阳附近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是谓"皇姑屯事件"。国民政府占领津京后，致力于用和平方式使东北"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当年底，张学良毅然宣布"改旗易帜"，国民党政权遂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国民党各派大混战国民党政权取得形式上的"统一"不久，其内部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的矛盾又开始激化。他们围绕地盘的分配和军事编遣问题展开了新的争斗与混战。从1929年至1930年先后爆发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这些战争均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极大地加强了蒋介石的军事优势，标志着蒋介石武力统一的完成。
二、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
《训政纲领》的制定第二次北伐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于1928年10月通过并公布了《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推选出了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并陆续成立了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从而开始了国民党的"训政"时期。
国民会议与《训政时期约法》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使其独裁统治更加系统化、"合法化"，操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国民会议组织法》。1931年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并将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提高到完全以党代政、为所欲为的程度。
三、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和封建法西斯制度
特务组织的建立国民党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一个是CC系及其以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一个是"蓝衣社"及其以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政权的进一步法西斯化。
保甲制度的推行为了控制和束缚全国人民，南京政府还通过保甲制度，逐步建立了严密的基层统治网。1932年8月，正式颁布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开始在接近红军根据地的地区建立保甲组织。1934年，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并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推行。保甲制度的推行，强化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新生活运动 1934年初，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了一个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以求"民族复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并向全国推行。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纲常、四维八德，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新生活运动虽然声势较大，但收效甚微。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强"雪耻复仇"，"尽忠报国"，为抗战服务，具有一定的积极、进步作用。
四、南京政府建立初期的对外政策
对外政策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权，是依赖外国列强建立起来的，因此，其外交政策也显示出对外国列强的依赖。在处理北伐期间的"宁案"和"济案"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在投靠外国列强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推行所谓"绝俄"政策，并于1929年指示东北地方政府制造了抢夺中东路事件，使中苏外交完全断绝。
改订新约运动 南京政府建立后，也同各列强展开了一些较弱的外交活动，提出了一个主权国家所应有的某些要求。1928年6月，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起了以收回关税自主权和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改订新约运动。这场运动恢复了一些长期丧失的主权，增加了关税收入，否认了领事裁判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与中国人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五、国统区中间政派争取民主的斗争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建立 1930年8月，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将1928年春由谭平山、章伯钧等人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其基本政治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政府，建立"平民政"。同时，该党也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和土地革命。该党成立后，发展很快，在全国14个省区建立了地方组织，给蒋介石的统治造成直接威胁。1931年11月，邓演达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后，该党受到严重破坏，但多数成员仍然继续坚持斗争。
人权派与"争人权" 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出于对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追求和向往，要求废除党治，实行民治，呼吁发起一个"人权运动"，来改良中国的政治，形成了"人权派"，也称作"新月派"。他们对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进行了种种的揭露和抨击，强调保障人权，必须要有法治为基础，必须破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尽管他们的反共主张与国民党一致，但仍然为国民党专制统治所不容。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随着国内局势急剧变化，人权运动宣告结束。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免受践踏，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一个民主进步团体，它的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权而进行的斗争。同盟最主要的工作是积极营救和保护政治犯，并在这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1933年6月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同盟迫于白色恐怖的恶劣形势，无形解散。
六、国民党统治下的财政经济状况
初期的财经措施南京政府成立后，为巩固政权，维护庞大的军费开支，缓和由于财政赤字造成的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财经政策和措施。如实行关税自主、裁撤厘金，进行税制、币制改革等。通过这些政策与措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1931年后，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36年达到高峰。同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以及进出口贸易与货币金融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收入也逐年增加。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随着南京政府的建立而开始出现，并不断得到发展。四大家族对国民经济的垄断，首先是从金融事业开始的，而1935年的"币制改革"则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完成对全国金融垄断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与此同时，官僚资本对贸易、商业、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也加强统治与垄断。到1936年，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已经形成，它所具有的特殊有利地位，为它在抗战时期走上国家垄断资本道路奠定了基础。
民族资本的衰退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加之1929年至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从五卅运动后缓慢发展的民族资本开始呈现出衰退状态。直到1933年为止，整个现代工业(包括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0%，全国人口的85%还是农业人口，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
第二节 中共的武装反抗和土地革命
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
南昌起义 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的严重时刻，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于1927于7月下旬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起义军经过激战，占领南昌城。后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在广东境内受到优势敌军的围攻，遭到失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
八七会议 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为制定新形势下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但这次会议在纠正右倾错误的同时，未及时注意防止"左"倾情绪的滋长。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27年9月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但由于敌军力量强大，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到严重挫折，夺取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于是毛泽东率领部队向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进军。10月，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中共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利用粤桂军阀混战、广州空虚之机，举行了武装起义，占领了市内大部分地区，并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由于起义军未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最后失败。此次起义是中共武装夺取城市政权的又一次尝试，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英勇奋斗的精神。
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从1927年秋到1929年底，共产党先后在各地共发动了100多次起义，其中有广东海陆丰起义、湖北黄麻起义、江西弋横起义、闽西龙岩起义、陕西渭华起义、湖南平江起义、广西百色起义等。这些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各地创建红军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六大" 为了总结国民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新时期党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指出了当时革命的形势正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而不是盲目地采取进攻路线。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六大"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以后，开始创建根据地。到1928年2月，初创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后，革命力量大大加强，各县也掀起分配土地的高潮，并接连击破了敌人的进攻，巩固、扩大了根据地，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努力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红色政权的实质就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二、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
革命根据地的普遍建立到1930年，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全国各地的工农红军已有17个军，近10万人，在全国10多个省的300多个县先后建立了赣南闽西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
古田会议 为解决随着红军扩大和革命根据地发展过程中革命队伍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史称"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核心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建设红军。古田会议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旧军队的界限，奠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
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土地革命斗争也逐渐进入高潮。1928年12月，湘赣边界特委根据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根据"六大"决议，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所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与此同时，其它各个革命根据地也都制定了具体的土地政策，进行土地革命。到193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有力地摧毁了封建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积极性。
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从1930年至1931年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重点是进攻赣南、闽西根据地。但在红军的反击下，这些军事"围剿"均以失败告终。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
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成立赣南、闽西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使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1931年11月，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等重要文件，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境内性质不同的两个政权对立局面的出现。赣南、闽西及其周围的根据地建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1932年5月，蒋介石调集60余万兵力，对红军发动了第四"围剿"。国民党军队首先进攻鄂豫皖、洪湖等革命根据地，得手后，于1933年2月分三路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其他各根据地红军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到1933年夏秋间，全国红军达到30万人，达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
苏维埃区域的各项建设及成就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积极进行苏区的各项建设。1933年上半年在根据地内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以巩固和扩大土地革命的成果。随后，又从1933年7月开始在苏区进行了经济建设工作，中心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对外贸易和合作社，而农业生产则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经济建设的发展，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持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的生活，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根据地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
四、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的胜利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 1931年1月，王明等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表现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同年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发展了“左”倾错误，无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致使“九一八”事变后发展起来的有利形势很快丧失。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正当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得到贯彻的时候，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红军始终在敌人日益压缩的碉堡线里打圈子，结果遭到重大伤亡，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8万多人开始长征。在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等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因此，长征的头三个月里，虽然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始终没有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人员损失过半。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城并在此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接着，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继而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川西的懋功地区与来自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此后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排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干扰，率领中央红军穿越荒无人烟的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六盘山，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全国三支主力红军历时两年的战略大转移宣告胜利结束。
长征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保存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南方八省红军的游击战争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在极为残酷的环境中，分布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部队，坚持了3年最艰苦最困难的游击战争。
第三节 日本入侵与局部抗战
一、九一八事变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仅4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武装侵略的开始，也是它为独占中国、称霸亚洲而走向世界战争的开端。
国联调查团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的整体对日方略，避免扩大战争，并向国际联盟申诉，以求公正解决。1931年12月，国联决定组织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冲突现状。1932年10月，公布了《国联调查团对中日问题报告书》。一方面，报告书承认了若干基本事实，尤其在一些主要事实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日本侵略的真相;另方面，报告书也明显地反映出殖民主义者的偏见，作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1933年2月，国联特别大会表决通过报告书。随即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日本的武装侵略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多次发表宣言，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国各界也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各地大中学生纷纷集会游行，成立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宣传。由于日本的侵略，全国人民对不抵抗政策的抨击，以及国民党内蒋、汪、胡三派之间纷争不休，使国民党的统治陷入严重危机。1931年12月，蒋介石被迫宣布辞职下野。
二、一二八事变与淞沪抗战
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以及日本的侵略不但引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慨，在国际上也引起一片谴责。为了以军事压力逼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转移国际视听，日本侵略者决定在上海制造事端，引发新的冲突，并由此导致了日军在上海点燃战火。这就是一二八事变。
淞沪抗战 一二八事变后，当时驻扎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下，奋起抵抗。对日军坚持了一个多月的作战，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给日军以重大损失。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上海抗战缺乏必要的实际支持，加之战线延长，众寡悬殊，腹背受敌，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在列强驻华使节斡旋和国联干预下，中日双方经过多次谈判，于5月5日签定《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虽然迫使日本撤军，但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设防，只能由警察维护治安，等于自开门户。
中苏邦交恢复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苏联政府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声明愿意给予中国必要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和国内舆论纷纷要求恢复中苏邦交，国民党也看到英美等国对调停中日争端的冷漠，决定恢复中苏邦交以抑制日本，1932年12月，中苏两国恢复了1929年断绝的双边关系。
三、伪满洲国的成立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伪满洲国的成立日本占领东北后，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和便于进行殖民统治，急于建立傀儡政权。1932年3月，日本关东军以"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9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正式承认"满洲国"，并签订了《日满议定书》，确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利和利益，确认关东军对"满洲国"的实际统治。1934年3月，"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伪"满洲国"是一个十足的汉奸傀儡政权，完全受日本关东军的支配。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满洲国"，对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东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日本的殖民统治，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向各地推进，驻扎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奋起抵抗。东北三省沦陷后，以东北军为主的抗日活动逐渐消沉，代之而起的是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的斗争，给日军以重大的威胁和杀伤。东北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逐渐居于东北抗日的主力地位。1933年在东北各地先后建立了十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拓了若干抗日游击区。1933年9月以后，抗日游击队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发展成为东北战场上抗日武装的主力。1936年1月，东北各抗日部队又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转战白山黑水，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四、日本扩大侵略与抗日反蒋斗争
日本侵占热河 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全境后，又进一步向华北侵略扩张。1933年元旦，日关东军对东北门户山海关发动攻击，中国守军何柱国虽奋战抵抗，终因寡不抵众，被迫退出山海关。接着，关东军联合伪军分三路进犯热河，当地中国守军汤玉麟部不战而逃。在10天内，热河全省皆告沦陷。
长城抗战 日军占领热河后，继续扩大侵略范围，进犯长城各口。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参战部队从3月上旬开战后的80多天里，在长城各口、滦东、滦西、平北等地进行了十多次重要战役和数百次战斗，屡挫敌锋，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塘沽停战协定》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在长城抗战期间对日军的侵略进行了一定的抵抗，但其基本点仍是求得对日妥协。4月中旬，还在进行局部抵抗的同时，中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就已开始。5月3日，国民政府任命黄郛为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华北政务，负责与日交涉停战问题。5月31日，中日双方代表签定《塘沽停战协定》。该协定的签定，标志着从九一八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告一段落，日本的侵略以新的形式进入一个新阶段。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当长城抗战遭到失败，华北危机空前严重之际，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抗日运动。同盟军前敌部队在吉鸿昌的指挥下进军察东，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取得重大胜利。同盟军抗战虽然在南京政府的军事围攻和政治分化下，在日伪军的夹击下遭到失败。但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战的到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福建事变 1933年冬，正当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时，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的将领，联合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救国，并同红军签定了抗日停战协定。后由于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十九路军，并用分化的手段从内部破坏福建人民政府，加之当时中共中央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错误的"左"倾关门主义策略，没有给予应有的援助和配合，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人民政府陷于失败。
第四节 危机的加深与新局面出现
一、华北事变与一二九运动
华北事变 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从1935年开始，向华北发动了一系列新的侵略，利用政治讹诈和军事挑衅的手段，接连不断地制造分离华北的事件，迫使国民政府签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接着，日本侵略者收买汉奸，加紧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0月，日军指使汉奸在冀东香河暴动，攻占县城，成立"临时维持会"。11月，日本又导演了"冀东事变"，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2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与此同时，日本还设法扩大和加强使内蒙古脱离南京国民政府而独立的活动，支持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组"内蒙自治军政府"。华北事变使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中日矛盾更加尖锐，整个中国面临着民族危机。
日本对华北经济侵略的加紧日本政府不仅从政治上和军事上不断加强对华北的控制，而且通过扩大投资、"开发"资源、巧取豪夺等多种方式对华北经济进行侵略。日本对华北的扩张和经济侵略的加紧，不仅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加深了华北的民族危机，打击了华资企业，压制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而且激化了它和英美等国的矛盾，促进了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在对日问题上派系的对立与分化。
一二九运动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严重关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以极大的民族义愤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继续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挽救民族危机。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而1935年12月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标志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二、国共两党政策的调整与合作的酝酿
国民党"五大"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国难严重的形势下，国民党对日政策发生若干变化。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这是国民党重新审定其对外政策的一次重要会议。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表的"最后关头"演说，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政策演说中态度最为明确、强硬的一次，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日方针已开始变化。会后，在新的外交方针指导下，国民政府不但在对日交涉中表现出较强硬的态度，而且积极开展对苏外交，在国内也为调整与中共的关系主动开始同中共接触。同时，积极整编扩充军队，加紧国防工程建设、军事后勤准备，着手制定国防作战计划，加紧了抗战的实际准备。
瓦窑堡会议 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不仅对国民党的政策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调整。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标志着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的形成。此后，中共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做准备。
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绥远抗战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出现了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广泛性、深入性，由学生运动扩大到工农、文化、商业、妇女各界;二是全国各界的救国团体走向联合。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各地救亡刊物大量涌现，总计不下1000余种。
两广事件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1936年6月，两广地方实力派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发动了两广事变，进行反蒋活动。蒋介石调集大军，准备一举进占两广，内战一触即发。由于全国舆论纷纷反对内战，两广事件遂告和平解决。
绥远抗战 1936年11月，在日军配合下，德穆楚克栋鲁普指挥李守信和王英伪匪军侵入绥远，进犯陶林、红格尔图等地。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奋起还击，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和阎锡山晋军的直接援助下，先后发起红格尔图之战、百灵庙战役和锡拉木楞庙之战，三战三捷，给日本关东军指示下的伪蒙军以毁灭性打击。全国人民从城市到乡村，各阶层尽其所能支援绥远抗战，形成援绥热潮，充分表现了抗日救亡形势的高涨。
四、西安事变和全国联合抗日局面的基本形成
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工作，并把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结合起来，着重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中共首先把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工作作为统战工作的重点。通过不断的努力，逐渐形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合作的新局面。这为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一意孤行，继续调集重兵入陕，并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杨毅然实行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经过中国共产党等多方力量的努力，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于1937年2月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案虽然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多有诬蔑之词，但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表现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的重大改变，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五节 三十年代文化思想界的论争
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在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与此密切联系着的，又进行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即中国的国情。而这一问题，又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前途等一系列问题联系在一起，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依据或出发点。这场论战，虽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学术性，但又具有尖锐的政治斗争的色彩。通过论争，再次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肯定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进一步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二、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论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即宣扬封建复古思想，倡导中国的旧文化、旧道德，企图从文化思想上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1934年国民党又发起文化建设运动，成立中央文化建设协会。以陈立夫为理事长。以陶希圣，樊仲云等为成员，出版《文化建设》杂志，鼓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35年1月，上海的王新命等10名教授在《文化建设》上共同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应遵循五项宣言。还提出"检查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三项目标。其实实质上还是清朝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10名教授的宣言发表后，立即引起文化界的轰动。吴景超、张东荪、叶青等人交口称赞，推波助澜。而陈序经、胡适等人却极力反对，主张全盘西化，从而形成了30年代中期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论争。本位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之争，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部争论。尽管这次争论没有结果，但仍具有历史的启迪和借鉴的意义。
三、左翼文艺运动及其两个口号的争论
左翼文艺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村革命战争的同时，在国统区又领导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革命文化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1930年3月，鲁迅等50多位进步作家发起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左翼文化运动在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推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培养新的文化生力军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两个口号的争论为了使文学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相呼应，1936年6月，周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后来鲁迅和茅盾也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尽管这两个口号在基本要求和斗争目标上是一致的，但由于当时左翼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影响还未肃清，所以在文艺界内部引起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后经鲁迅的解释，持续半年多的争论逐渐停止。1936年10月，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多位文艺界人士共同发表了《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这篇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五节 三十年代文化思想界的论争
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在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与此密切联系着的，又进行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即中国的国情。而这一问题，又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前途等一系列问题联系在一起，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依据或出发点。这场论战，虽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学术性，但又具有尖锐的政治斗争的色彩。通过论争，再次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肯定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进一步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二、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论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即宣扬封建复古思想，倡导中国的旧文化、旧道德，企图从文化思想上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1934年国民党又发起文化建设运动，成立中央文化建设协会。以陈立夫为理事长。以陶希圣，樊仲云等为成员，出版《文化建设》杂志，鼓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35年1月，上海的王新命等10名教授在《文化建设》上共同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应遵循五项宣言。还提出"检查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三项目标。其实实质上还是清朝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10名教授的宣言发表后，立即引起文化界的轰动。吴景超、张东荪、叶青等人交口称赞，推波助澜。而陈序经、胡适等人却极力反对，主张全盘西化，从而形成了30年代中期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论争。本位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之争，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部争论。尽管这次争论没有结果，但仍具有历史的启迪和借鉴的意义。
三、左翼文艺运动及其两个口号的争论
左翼文艺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村革命战争的同时，在国统区又领导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革命文化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1930年3月，鲁迅等50多位进步作家发起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左翼文化运动在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推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培养新的文化生力军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两个口号的争论为了使文学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相呼应，1936年6月，周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后来鲁迅和茅盾也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尽管这两个口号在基本要求和斗争目标上是一致的，但由于当时左翼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影响还未肃清，所以在文艺界内部引起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后经鲁迅的解释，持续半年多的争论逐渐停止。1936年10月，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多位文艺界人士共同发表了《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这篇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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