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考研历史学知识点: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的溃败(1)

2020考研历史学知识点: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的溃败(1)


  2020年历史学考研正在紧张的进行中,在此整理了2020考研历史学中国现代史知识点: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的溃…

2020考研历史学知识点: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的溃败(1)

  2020年历史学考研正在紧张的进行中,在此整理了2020考研历史学中国现代史知识点: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的溃败(1),希望能帮助大家!

  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整个中国燃起了希望的火焰。紧密联合在一起的国共两党并由此而形成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很短的短时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北洋军阀迅速土崩瓦解,工农运动席卷各地,大半个中国获得解放……但由于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的叛变,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陷于失败。

  第一节 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勃兴

  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最主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是大会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所在。宣言不仅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现状,确定了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纲,而且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内容。新三民主义的各项原则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相同,因此,它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告了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实现,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原来的资产阶级政党改变为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此后,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

  二、国民革命的勃兴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国民党改组以后,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5月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培养军事干部,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因军校校址在广州市郊珠江中的黄埔岛上,所以简称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设立政治部,实行党代表制度,一些共产党人先后在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及教官。至北伐战争前,军校招收学生五期,成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的重要力量。

  工农运动的恢复与发展国共合作实现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领导。1924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沙面工人大罢工及胜利,打破"二七"以来工人运动沉寂的局面,成为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标志。在工人运动恢复发展的同时,农民运动也主要在革命政府的所在地广东发展起来。为了培养农运干部,进一步推动全国的农民运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的开办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涨准备了骨干力量。

  平定商团叛乱 正当以广东为中心的国民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1924年 10月10 日,受英国列强所操纵的反动武装广东商团发动了反革命叛乱。企图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府,建立所谓的商人政府。在此严峻形势下,孙中山依靠共产党两广区委、国民党左派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一举平定了这次叛乱,使广州革命政权得到初步稳定。

  三、全国政局的演变

  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23年9月,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苏联政府1917年和1920年对华宣言的原则,表示愿意就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建立两国正式关系问题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通过谈判,两国政府于1924年5月31日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一协定的签定,不但表达了苏联政府与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而且直接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热情,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

  江浙战争 又称"齐卢战争"。直皖战争后,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控实行贿选与"武力统一",遭到全国各方面的反对。皖系浙江督办卢永祥首先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并和奉天的张作霖、广东的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为了击破反直三角同盟,除在北方以重兵严防奉军入关以外,在南方则利用孙传芳进入福建,与陈炯明勾结起来压制孙中山,以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夺取浙江,消灭卢永祥。1924年9月初,齐军向卢军发动进攻,江浙战争爆发。至10月12 日,卢永祥在孙传芳和齐燮元的南北夹击下,通电下野,逃往日本。江浙战争遂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爆发后,张作霖以反对攻浙为借口,于1924年9月亲率15万大军分六路进关,向直系进攻。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吴佩孚自任总司令,率20万大军兵分四路,从热河到冀东之线迎战,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双方都把作战的着眼点放在热河和山海关。正在这时,直军后院起火,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 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反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斗争不断深入的情况下,直系将领冯玉祥趁两军对峙,北京空虚之际,于10月间从前线回师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包围了总统府,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接管了北京全城的防务。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北京政变不仅使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的惨败宣告结束,而且在客观上对促进北方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有重大的积极作用。

  临时执政府成立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把军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为阻截直系援军北上,于12月24日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邀请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府由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并集立法、行政、军事等大权于一身,"系一种独裁体制"。但段已失去军事实力。临时执政府及临时执政本人都在军阀(主要是奉系军阀)的支配之下。段就职之日,即在宣言中提出执行"外崇国信"的媚外崇帝的外交政策,立即得到日本的支持。同一天,张作霖违背与冯玉祥在政变中所订立的奉军不得入关的密约,带兵进关,控制了北京、天津。由于段祺瑞、张作霖是日本列强的工具,因而冯玉祥被孤立并受排挤,派到张家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

  孙中山北上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段、张也先后电邀孙中山,表示欢迎。为了迅速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宣言》明确表示北上的目的:要"推倒军阀";"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第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各人民团体、各政党的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统一与建设。12月底,孙中山到达北京。

  国民会议运动 在国共两党的大力倡导和努力下,国民会议的主张迅速深入人心,形成了席卷全国的规模巨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上海个阶层首先响应,成为运动的先导与高潮。12月中旬,上海百余个团体举行大会,成立了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接着,广州、北京、天津、武汉、济南等地人民团体也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召开国民会议主张,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

  善后会议 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新成立的皖系段祺瑞执政府极力用"善后会议"加以抵制,企图通过善后会议使其统治合法化。12月24日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据此条例,能够有资格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劣绅及政治文痞,具有民明显的反民主性,完全排斥和拒绝了广大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但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1925年2月正式召开善后会议。会议经过近两个月的争吵,通过了《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和《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等议案后,于4月21日结束。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为同"善后会议"相对抗,1925年3月1日,国共两党所倡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20多个地方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其成分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等。在一个多月的会议中,大会广泛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问题,并作出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限制外国人特权、打倒军阀和要求人民自由权利等为主要内容的决议。国民会议运动是国共合作后民主革命形势高涨的一个表现,虽然由于外国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干扰破坏,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结果,所作出的决议也不会为军阀所接受,但这场运动公开否定了封建军阀的独裁政治,使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民主政治锻炼。

  孙中山逝世 正当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孙中山因病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临终时留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嘱咐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实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他的逝世,引起了国内外革命者和进步人土的深切哀悼。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追悼孙中山的活动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从而使追悼活动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宣传活动。

  四、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中共的对策

  左、中、右三派的分歧改组前的国民党,是一个组织松懈、成分复杂的团体。改组后的国民党,虽然吸收了新鲜血液,出现了生机,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由于其主体依然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有反帝反军阀的一致方面,同时又有经济政治利益相冲突的方面,尤其是国民党内原有的堕落、妥协、反革命的分子并未进行彻底的清除,因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对待革命的重大问题上必然有左、中、右三种表现。左派与右派所产生的主要分歧,表现在是赞成还是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赞成还是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等两个原则问题上。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之间,除了对以上两大问题的严重分歧以外,更主要的还存在着由谁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由于共产党力量的不断壮大,群众基础越来越雄厚,威信不断提高,这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突出。

  中共"四大"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迎接全国大革命运动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提出了历次大会所没有提出过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共四大对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方式与特点并未有充分的认识。同时,中共四大也没有明确提出农民的土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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